公元868年，一场由800名徐州戍卒发动的兵变，如燎原之火般席卷江淮，最终演变为波及六省、持续近两年的大规模叛乱。这场被称为“庞勋之乱”的事件，不仅直接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更被史学家视为唐末农民战争的先声。其领袖庞勋，从一名普通粮料判官到自称“天册将军”的叛军首领，其命运轨迹折射出晚唐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
一、庞勋其人：从戍卒到叛军领袖的蜕变
庞勋出身徐州武宁军，原为戍守桂林的粮料判官。据《资治通鉴》记载，这支800人的戍卒队伍本应执行三年一代的轮戍制度，但因南诏进犯安南，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以“军费不足”为由，强行将戍期延长至九年。当士卒第九次提出返乡请求时，崔彦曾不仅拒绝，还任用贪婪残暴的尹戡、徐行俭等人管理军务，导致戍卒“绝望转愤怒”。
咸通九年七月，都虞侯许佶率众杀死都将王仲甫，推举庞勋为首领。庞勋以“返乡”为旗号，率部突破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的重兵阻截，沿途招募银刀军故旧、盗匪及流民，队伍从800人迅速扩充至六七千人。攻克宿州后，叛军通过“敛富室及商旅财，什取其七八”的方式筹集军资，甚至出现“夺人资财，掠人妇女”的暴行，这为后续的失控埋下伏笔。
二、叛变进程：从“返乡诉求”到“割据野心”的异化
庞勋叛变的初始目标极为明确——返回徐州。然而，当叛军于咸通九年十月攻占徐州后，其性质发生根本转变：
权力争夺：庞勋逮捕崔彦曾，向朝廷奏请“武宁军节度使”之职，试图将叛乱合法化。
规模扩张：通过招降纳叛，叛军在两个月内扩充至十余万，控制区域北至山东、南达浙江。
治理尝试：庞勋任命地方名流为官，试图建立政权体系，但因“士兵骄横”“百姓怨声载道”而失败。
此时，唐朝已调集近10万大军围剿，其中沙陀骑兵的加入成为转折点。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后赐姓李国昌）率3000骑兵，在苏北平原上屡次冲散叛军阵型。史载“起义军多次占据优势，但总被沙陀骑兵冲杀溃散”，暴露出叛军缺乏系统训练的致命弱点。
三、致命影响：唐朝灭亡的“第一声丧钟”
庞勋之乱对唐朝的打击是全方位的：
经济命脉中断：徐州是江南漕运进入中原的咽喉要道，叛军控制期间，“江淮彻底乱了套”，导致长安“挨饿”，加速了中央财政的崩溃。
军事体系瓦解：叛乱暴露出藩镇戍卒的不可控性，此后“骄兵”问题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
社会矛盾激化：叛军暴行导致“百姓弃之”，而朝廷的残酷镇压（如宿州守将张玄稔率数万人投降）进一步激化民变。
史学家宋祁在《新唐书》中直言：“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这一论断的依据在于：
人才储备：黄巢麾下大将尚让、王重隐等人均曾参与庞勋之乱。
战术传承：庞勋“流动作战”“攻城略地”的策略为黄巢提供了范本。
社会基础：江淮地区在庞勋之乱后“暗流涌动”，为黄巢起义创造了条件。
四、历史反思：一场被“返乡”点燃的帝国危机
庞勋之乱的特殊性在于，其导火索竟是士兵对“正常轮戍”的诉求。当崔彦曾三次爽约时，戍卒们选择用暴力打破制度枷锁。这种“恶意返乡”的极端行为，暴露出唐朝边疆政策的失败：
制度僵化：三年一代的戍边制度在南诏威胁下失去弹性。
治理腐败：崔彦曾“严厉急躁、为政刚猛”的作风，加剧了军民矛盾。
战略短视：唐朝未及时调整南疆防御策略，导致戍卒长期滞留。
庞勋的悲剧在于，他既未能实现“取代唐王朝”的野心，也未能建立有效统治。当沙陀骑兵席卷而来时，叛军迅速崩溃，庞勋本人死于乱军之中。但这场叛乱如同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六年后的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唐朝的统治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