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五载（746年）长安城的一场宫廷政变，如利刃般划破开元盛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唐玄宗李隆基在一天之内连废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为庶人，十五日后三子俱亡。这场被后世称为“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不仅成为玄宗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更暴露出封建帝王家国同构体制下的致命悖论。
一、盛世暗影：权力漩涡中的父子博弈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武惠妃诬告太子李瑛“谋逆”，玄宗废太子为庶人。这场政治地震的余波尚未平息，天宝五载的“三子之祸”便接踵而至。表面看来，这是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与太子李瑛的储位之争，实则暗含更深层的权力结构失衡。
玄宗晚年沉迷道教、怠于朝政，将政务委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当宰相集团与藩镇势力勾结，皇权逐渐被架空。此时，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结成的“三王联盟”，成为朝中清流势力最后的堡垒。玄宗对三子的猜忌，本质是对失控政局的恐惧投射。
二、血色诏书：帝王心术的终极暴露
天宝五载五月，玄宗在骊山华清宫突然召见三子。据《旧唐书》记载，当三子踏入行宫时，等待他们的不是父皇的训诫，而是“谋逆罪成，废为庶人”的诏书。更令人胆寒的是，玄宗在诏书中亲笔写下：“朕本欲全骨肉，而汝等自陷大逆，朕为天下主，岂可私亲废法！”
这种以“法理”包装的暴虐，在《资治通鉴》中得到印证：“上素仁厚，然为天子，威福自作，虽父子不稍假借。”玄宗通过摧毁骨肉，向朝野展示皇权不可挑战的绝对性。这种政治表演的代价，是彻底撕裂了李唐宗室的最后凝聚力。
三、悔与不悔：历史迷雾中的帝王心声
三子死后，玄宗是否后悔？史料中留下了矛盾的记载。《明皇杂录》称玄宗“每至花朝月夕，见三子并坐于月下，心甚悔之”；而《新唐书》则记载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时，对高力士叹曰：“吾家祸由吾致，今复何言。”这种矛盾心理，实则是玄宗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深刻怀疑。
更深层的悔意，体现在玄宗对太子李亨的处置上。天宝十五载（756年），玄宗西逃途中被迫禅位，李亨在灵武即位。玄宗非但未加阻挠，反而承认“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这种妥协，既是对“三子之祸”的补偿，更是对皇权传承机制的绝望修复。
四、历史回响：从家庭悲剧到帝国崩塌
“一日杀三子”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它彻底摧毁了李唐宗室的向心力，使安史之乱中无人勤王；它纵容了藩镇割据，让地方势力看到皇权脆弱；它更开创了“以家事决国事”的恶例，为后世甘露之变、南衙北司之争埋下伏笔。
在思想史层面，这起事件促使士大夫反思“忠孝”伦理的边界。韩愈在《顺宗实录》中隐晦批评：“人君者，天下之表也，其身正，不令而行。”柳宗元则在《封建论》中提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然其流弊至于亡。”这种对皇权神圣性的解构，实则是“三子之祸”引发的思想震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