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共计七次，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大部分国家的语言并不相同，那么在明朝时期，郑和是如何解决语言不通问题的呢?
其实因为早在汉朝时期，就有译官的出现。再如唐朝时，也有专职翻译的“译语人”。
上述文献中的乌桓，起初是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语言并不与中原互通，但在东汉时派遣使臣前往汉王朝的王城觐见天子，因此汉王朝方面派出了译官进行翻译。
可见在汉朝时，王朝就已经有了翻译语言的意识，并且培养了专门的翻译官负责语言翻译工作，此后经过历史的不断推进，再加上“唐、宋、元”三朝对外加强联系，国内逐渐聚集了大量的外邦人员，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外邦人员，不仅为中原王朝带来了朝贡的物品，还包括他们当地的文化和语言。
再如唐朝时，也有专职翻译的“译语人”，甚至会八国语言。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有译语人。
还有引发著名历史事件——安史之乱的安禄山，也是一位在语言上十分具备天赋的人才，《安禄山传》中记载，称安禄山“解九蕃语”，可见安禄山并不只是印象中的杀戮无度，能够笼络胡族各方势力发动兵变，自然也是通晓各族语言。
而在唐朝时期甚至和上百个国家建交，可想而知当年的翻译员还是非常吃香的，只要同时掌握几门外语，自然就能在偌大的长安城里谋取一条不差的生路。
当然翻译员的存在，也会衍生出很多问题，比如翻译是否会出错?若出错，又当如何定论?
还有翻译员在参与重大会议或场合时，故意将语言原意翻译错，以制造矛盾，纠纷，乃至牟取商业利益，在审判异族犯人时通过翻译制作伪证，又该如何论处?
这些衍生出的复杂问题，早在唐朝时就已有方法解决。
《唐律》第三八七条：诸证不言情，及译人作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
可见有相关律法的规范与约束，在唐朝时，译语人，或称翻译员，就已经属于非常正式的职业，而且对个人的语言才能要求不低。
至于到了明朝，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郑和下西洋时期，翻译工作就更不是什么难事。
得益于历朝历代遗留的翻译知识与大量资料，即使明朝曾经施行海禁，但仍然有大量的翻译人才，比如郑和曾经到过古书中提及的“林邑”，现为越南以南的广阔地区。
早在秦朝的时候，中原王朝便已经对那里有所了解，起初是叫象林郡，唐朝的时候称“昆仑”，所谓“昆仑奴”，不只称呼非洲人，还称呼林邑以南地区的族群，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处。
试想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早已对此地了解全面，乃至有边塞人士掌握当地语言，如商贾去做生意学会林邑当地的语言，或是王朝专门派遣人才前往学习，这都是非常合理且正常的事情，所以即使语言不同，但流畅的交流还是不成问题。
再加上唐朝时期就已经有“昆仑奴”，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最远去到了非洲，对外的联系更不必说，找出几个常年往来西域和中亚，以及东南亚国家的翻译不成问题，再加上历朝历代的朝廷一直都设置有译官，完全就不用担心语言问题。
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难道会带很多翻译官么?而这些翻译官，当真能掌握全部要去的国家的语言吗?
这个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郑和去往的地区，在历史上都曾与中原政权或多或少的建立过联系。
如暹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泰国，从公元13世纪开国之初，就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往来，还有“忽鲁谟斯”这样的国家，现在来看就是伊朗，再往古代算，那就是波斯，当时到中原来传教，顺便教会中原人波斯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如萨珊王朝曾是波斯的统治王朝，虽然萨珊王朝与中亚等国，比如现在的印度、以及罗马帝国都互有战争，但随着西汉时期建立丝绸之路，逐渐与中国通商，来自异域的商人自然也带来了异域的语言，所以萨珊王朝与当时的中国交好，自然也将波斯语早早的传入了中国。
而后来阿拉伯帝国取代了波斯帝国，也同样与中国时有来往，阿拉伯语也不断传入中国，边关贸易的兴盛，也造就出掌握多种语言的商贾，而学会阿拉伯语基本就能在阿拉伯帝国内交流无阻碍。
甚至远到红海流域附近的众多国家，也曾是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所以在当时掌握一门阿拉伯语，就犹如今天学会了英语，起码在郑和的航线上去到的这些国家，交流都不会是问题。
可是还有个重要问题，是郑和最远去到过非洲，非洲的语言或者说语种，比阿拉伯语等更要复杂且陌生，但郑和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搞定，那就是在去非洲之前，先从名为“阿丹”的红海国家找到通晓多种语言的非洲人，给予一定酬劳便使其成为了翻译外加向导，去往非洲国家访问或贸易，就更为简单了。
总而言之，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对外交流的广泛，语言问题一直都不是大问题，而且相对于文化上的冲突，几乎很容易就能实现无障碍交流，所以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基于之前各朝代积累的对外了解与相关知识，语言问题很轻松的便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