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朱厚照在豹房驾崩，年仅三十一岁。这位以“豹房”享乐、多次出巡引发朝野动荡的皇帝，既未留下子嗣，也未指定继承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皇位空缺，将大明王朝推向权力真空的危机边缘，最终由其堂弟朱厚熜以“兄终弟及”原则继位，开启嘉靖时代。这场继承风波不仅涉及复杂的宗法制度，更暗藏权力博弈与制度突破的深层逻辑。
一、绝嗣危机：朱厚照无子引发的继承困境
朱厚照是明孝宗朱祐樘与张皇后的独子，其父孝宗以“一夫一妻制”闻名史册，仅育有二子，次子早夭，故朱厚照成为孝宗一脉的唯一继承人。然而，朱厚照即位后沉迷享乐，虽广纳嫔妃却无子嗣，甚至认127名义子以充门面，但根据宗法制度，义子并无继承权。至其驾崩时，孝宗一脉已彻底绝嗣，大明王朝首次面临“父死子继”原则失效的困境。
此时，继承问题需上溯至宪宗朱见深一脉。朱见深共有14子，但长子、次子早夭，三子即为孝宗朱祐樘，四子为兴献王朱祐杬。按宗法“长幼有序”，兴献王一脉成为最接近的旁支。朱祐杬已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去世，其嫡次子朱厚熜（长子朱厚熙早夭）成为唯一在世的合法继承人。
二、制度突破：从《皇明祖训》到“兄终弟及”的灵活运用
面对绝嗣危机，内阁首辅杨廷和援引明太祖朱元璋《皇明祖训》中的“兄终弟及”原则，提出由朱厚熜继位。然而，这一原则在明代宗法制度中存在严格限制：
嫡庶之别：祖训规定“兄终弟及”仅适用于嫡母所生之子，庶子无资格继承。朱厚照无嫡弟，而兴献王朱祐杬为宪宗庶子，其子朱厚熜的继承权本存争议。
血缘近疏：杨廷和巧妙将继承逻辑从“兄弟”扩展至“堂兄弟”，强调朱厚熜是“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武宗之从弟”，以血缘最近为由突破制度限制。
权力博弈：张太后为巩固自身地位，反对过继朱厚熜为孝宗嗣子（恐失太皇太后之位），而文官集团则忌惮外戚干政，倾向选择年仅15岁、势单力薄的朱厚熜为傀儡皇帝。
最终，杨廷和以武宗名义拟定遗诏，宣称朱厚熜“伦序当立”，并派仪仗赴湖北安陆州迎驾。这一操作既符合祖训精神，又为后续“大礼议之争”埋下伏笔。
三、权力交接：从藩王到皇帝的戏剧性转折
朱厚熜的继位过程充满戏剧性：
守丧与入京：朱厚熜当时正在安陆州为父服丧，接到遗诏后，以“皇位继承需遵循礼法”为由，拒绝从东华门入京（藩王进京路线），坚持从大明门正门进入，彰显其继承大统的合法性。
礼仪之争：即位初期，杨廷和等文官要求朱厚熜尊孝宗为“皇考”（父亲），生父朱祐杬为“皇叔父”，引发朱厚熜强烈反弹。这场“大礼议之争”持续三年，最终以朱厚熜胜利告终，他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并改元“嘉靖”，彻底摆脱文官集团的控制。
政治影响：朱厚熜的继位打破了明代“嫡长子继承制”的严格框架，为后世皇位继承提供了灵活处理的先例。同时，其通过“大礼议”强化皇权，削弱文官集团势力，为嘉靖朝的政治格局奠定基础。
四、历史评价：制度弹性与权力博弈的双重镜像
朱厚照绝嗣引发的继承危机，暴露了明代宗法制度的局限性，也展现了政治精英在制度框架内的灵活运作。杨廷和援引祖训、张太后权衡利弊、朱厚熜借势上位，三方博弈共同塑造了这一历史转折点。从长远看，朱厚熜的继位虽属偶然，但其通过“大礼议”重构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关系，对明代中后期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这场继承风波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转折，更是大明王朝在制度与人性、权力与礼法之间的一次深刻碰撞。它提醒后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制度的刚性往往需要人性的智慧与权力的博弈来调和，而最终的走向，往往取决于各方对规则的解读与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