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汉政权瞬间失去核心支柱。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位被后世视为“扶不起的阿斗”的刘禅，竟在诸葛亮去世后稳坐帝位近三十年，直至263年蜀汉灭亡。这一历史现象的背后，是诸葛亮留下的制度遗产、刘禅的权力平衡术，以及三国地缘格局的共同作用。
一、诸葛亮构建的“制度防火墙”：人才梯队与法令体系
诸葛亮临终前已为蜀汉设计了一套精密的权力交接体系。他密表后主刘禅，指定蒋琬为第一接班人，费祎为第二梯队，并留下“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的遗言。蒋琬执政十二年，费禎再掌权七年，两人共同延续了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治国方针。例如，蒋琬在任期间推行“屯田制”，在汉中地区开垦荒地，使蜀汉粮食产量提升30%；费祎则通过《蜀科》法典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史载其“受遗辅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费祎）”。
更关键的是，诸葛亮培养的军事人才形成有效制衡。姜维虽继承北伐大业，但兵权始终受蒋琬、费祎节制——蒋琬曾以“宜以养士田为先”为由，将姜维的兵力限制在万人以下；费祎则明确告知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这种文官集团对武将的牵制，避免了军权过度集中。
二、刘禅的权力平衡术：废丞相、分权制与帝王心术
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立即废除丞相制度，改以大司马、大将军、尚书令分掌军政，形成三足鼎立的权力结构。例如，他任命蒋琬为大司马但不开府治事，费祎以大将军身份录尚书事却无节制兵权，这种设计使任何一人都无法独揽大权。当蒋琬提出“由沔水东下攻襄阳”的激进战略时，刘禅直接派费祎、姜维赴前线劝阻，最终迫使蒋琬放弃计划。
刘禅的用人策略更显老辣。他重用张飞之女为皇后，通过联姻巩固荆州集团支持；同时提拔马忠、句扶等益州本土将领，平衡荆州派与益州派的矛盾。史载其“雅信董允，不纳黄皓之谗”，在董允去世前，宦官集团始终无法干预朝政。即便后期宠信黄皓，刘禅仍能通过“陈祗制衡”维持表面平衡——陈祗作为尚书令，既与黄皓勾结，又与姜维保持合作，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
三、地缘格局的“时间窗口”：曹魏内乱与东吴牵制
诸葛亮去世时，三国势力对比呈现“两弱抗一强”的格局，但曹魏内部矛盾为其争取到战略缓冲期。239年魏明帝曹叡驾崩，辅政大臣曹爽与司马懿展开权力斗争，爆发“高平陵之变”；251年司马懿去世后，淮南三叛（251年王凌之叛、255年毌丘俭之叛、257年诸葛诞之叛）接连爆发，司马氏忙于平叛无暇南顾。东吴则继续执行“联蜀抗魏”战略，252年孙权去世后，吴蜀使节仍频繁往来，甚至在253年共同策划针对曹魏的军事行动。
蜀汉的地缘优势同样关键。汉中、阴平、白水三道天险构成“重关之险”，曹魏历次南征均因补给困难而失败。例如230年曹真率军伐蜀，因“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被迫撤军；244年曹爽出动十万大军攻汉中，被王平以三万兵力阻于兴势山，最终“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这种地理屏障，使蜀汉在曹魏内乱期间获得喘息之机。
四、历史评价的辩证：守成之君与制度遗产的双重性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刘禅：“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这一论断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其统治特征。在蒋琬、费祎、董允辅政期间，蜀汉“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户口数从诸葛亮去世时的“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增至263年的“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八万”；但董允去世后，黄皓干预朝政，姜维被迫远屯沓中，朝堂分裂为“主和派”与“主战派”，最终导致防御体系崩溃。
诸葛亮的制度遗产虽为刘禅续命三十年，但也埋下隐患。其“事必躬亲”的治国风格导致人才断层——除蒋琬、费祎外，蜀汉后期缺乏能独当一面的宰辅之才；北伐战略的持续消耗，使蜀汉“民有菜色”，国力逐渐衰微。当司马昭于263年发动灭蜀战争时，邓艾偷渡阴平的成功，恰恰暴露了蜀汉防御体系的漏洞——姜维为避黄皓而调整汉中布防，使原本的“实兵诸围”策略变为“敛兵聚谷”，最终被邓艾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