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作为清朝第六位皇帝，在25岁登基后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面：雍正朝严苛统治遗留的官僚集团紧张情绪、宗室亲王对皇位的潜在觊觎，以及民间因赋税繁重产生的积怨。为快速巩固统治基础，他采取了一系列兼具政治智慧与实用主义的措施，构建起“宽严相济”的统治框架。
一、经济普惠：以减赋为核心的民生工程
乾隆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登基后立即推行大规模经济改革。他通过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等措施，累计减免赋税超过1亿两白银。以乾隆十一年为例，全国范围内轮免钱粮的总额达2834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收入的数倍。这种“普惠式”的财政政策直接减轻了农民负担，尤其是对直隶、山东等农业大省的减免，有效刺激了农业生产复苏。
针对地方官员借民生工程摊派赋税的乱象，乾隆明确下令禁止私征苛税，要求运河疏浚等工程费用“于公项内酌量动用”，并设立专项审计制度。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理念，既缓解了民间对官府的抵触情绪，又为后续的“康乾盛世”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政治收买：分化官僚集团的双重策略
在官僚体系层面，乾隆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分化手段。他首先通过配享太庙的荣誉笼络老臣，将鄂尔泰、张廷玉等汉满重臣纳入权力核心，形成“满汉一体”的统治格局。同时，对宗室势力采取怀柔政策：封弘昼之母为贵妃、赐予果亲王双俸，并释放被雍正囚禁的皇室成员，以此削弱潜在的政治对手。
更关键的是，乾隆针对雍正朝“密折制度”与“粘杆处”造成的官僚恐惧，颁布了极具针对性的法令：“嗣后遇有奴仆首告家主者，虽所告皆实，亦必将首告之奴仆，仍照例重治其罪”。这一政策直接解除了官员对家仆告发的后顾之忧，相当于为整个官僚集团提供了“人身安全保险”。据史料记载，该法令颁布后，地方官员对乾隆的忠诚度显著提升，甚至出现“争相表功”的政治现象。
三、法律调整：宽严相济的司法实践
乾隆的司法改革体现了“外宽内严”的治理逻辑。他一方面大赦政治犯，对年羹尧案、汪景祺案等牵连者进行宽大处理，释放被流放的官员及其亲属；另一方面，对贪污腐败保持高压态势，通过浙江贪污案、甘肃冒赈案等大案要案的查处，整肃吏治。这种“宽赦政治犯、严惩经济犯”的差异化司法，既稳定了统治集团内部，又维护了财政秩序。
在基层治理中，乾隆推行“挑挖运河工程公项动用”制度，将原本由民间承担的劳役转为官府出资，同时禁止乡镇村落征收落地税。这些措施有效遏制了基层官员的盘剥行为，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初年民间因赋税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较雍正朝减少了60%。
四、文化整合：重塑统治合法性的软实力
为构建文化认同，乾隆通过三项举措强化统治合法性：其一，开博学鸿词科招揽知识分子，将汉学精英纳入统治体系；其二，编纂《四库全书》系统性整理中华文化典籍，既彰显文化功绩，又通过销毁“违禁”书籍加强思想控制；其三，修复孔庙、举办祭孔大典，将儒家伦理与满洲统治相结合。这种“文化收编”策略，成功将汉族士大夫阶层转化为统治支持者。
五、军事威慑：展示武力的隐性策略
在推行怀柔政策的同时，乾隆通过军事行动树立权威。他继位次年即平定贵州苗乱，随后展开“十全武功”中的多项战役，包括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收复新疆等。这些军事胜利不仅巩固了边疆，更向官僚集团和民间传递了“乾隆皇帝有能力维护国家稳定”的强烈信号。军事成功与经济普惠形成互补，共同构建起统治合法性。
历史回响：盛世基石与隐患并存
乾隆的拥戴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统治中期清朝国库充盈，人口突破3亿，版图达到1316万平方公里。但过度依赖财政普惠和官僚收买，也埋下了吏治腐败的隐患。后期和珅专权、贪污成风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可追溯至初期“以钱换忠诚”的政策惯性。
从现代视角审视，乾隆的统治艺术展现了传统政治中“恩威并施”的极致运用。他通过经济让利、法律调整、文化整合和军事威慑的多维手段，在短时间内将一个潜在动荡的政权转化为持续六十余年的稳定统治。这种政治智慧，不仅塑造了“康乾盛世”的辉煌，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权力巩固与统治合法性的深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