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四月，东京福宁殿内，宋仁宗赵祯的遗体静卧于冰冷的玉阶之上。文武百官跪拜哀恸，却见新帝赵曙蜷缩在龙椅一角，散发覆面，喃喃自语：“我不要当皇帝……”这场荒诞的登基仪式，揭开了一位备胎皇子三十年压抑人生的序幕。
一、命运转折：从濮王府庶子到皇位继承人
赵曙原名赵宗实，生于景祐二年（1035年），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作为庶出之子，他在濮王府的处境堪称“透明人”——既无嫡子的尊荣，亦无幼子的宠爱。然而，命运的齿轮在景祐四年（1037年）突然转动：宋仁宗长子赵昉夭折，后宫再无子嗣，朝臣们将目光投向宗室。经曹皇后提议，四岁的赵宗实被接入宫中，改名赵曙，成为仁宗养子。
这段“寄人篱下”的岁月，在赵曙心中刻下深刻烙印。他每日晨昏定省，侍奉仁宗如亲父，却始终谨小慎微。宝元二年（1039年），仁宗亲生子赵昕出生，赵曙被送回濮王府。尽管他主动归还御赐玩物，甚至将犀带丢失的损失独自承担，但这段经历仍让他深知：自己不过是皇权的“备用零件”。
二、备胎人生：二十六年的精神炼狱
庆历元年（1041年），赵昕早夭，仁宗再次陷入无子困境。朝臣们为立储之事争论不休，韩琦、包拯等人多次上书，仁宗却以“后宫有孕”为由拖延。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仁宗病重，赵曙才被立为皇子。然而，这并非荣耀的起点，而是新一轮折磨的开端。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赵曙听到诏命后“称疾推辞”，甚至写奏疏十余遍恳求“皇上有了后嗣，我就回来”。被强行扶入皇宫后，他仍每日两度朝拜仁宗，试图以“孝道”换取退路。这种矛盾心理，在嘉祐七年（1062年）达到顶点：当仁宗要求他“预政”时，他竟在清居殿内散发覆面，以“疯癫”姿态抗拒皇权。
三、登基闹剧：孝道与病态的撕裂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驾崩。赵曙的“疯病”在此刻彻底爆发：他拒绝为养父送葬，甚至在葬礼上“亲祭虞主而不哭”，仅行“卒哭之礼”（早晚各哭一次）。这一行为引发朝野哗然，司马光连夜上书《论祭礼疏》，痛陈“陛下幸听臣言，命有司设亲祭之礼，而令复不出，在列之臣，无不愕然自失”。
赵曙的抗拒，实则是长期压抑下的心理崩溃。作为备胎，他从未真正被仁宗视为继承人——仁宗始终在寻找亲生子，甚至临终前仍对曹太后说：“朕无子，宗实可继，但须善待之。”这种“工具人”的定位，让赵曙对仁宗既敬且怨。更致命的是，他继承了宋朝皇室的精神疾病基因：宋真宗、宋仁宗均有“语无伦次”“喜怒不定”的记载，而赵曙的病情在备胎生涯中不断恶化，最终演变为公开的“疯癫”。
四、濮议之争：血缘与礼法的终极博弈
即位后的赵曙，很快陷入另一场风暴——濮议之争。他试图追尊生父赵允让为“皇考”，却遭到韩琦、欧阳修等大臣反对。这场争论持续三年，耗尽赵曙最后的精力。他本就体弱多病，又因长期精神紧张，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年仅36岁的赵曙病逝于福宁殿，庙号“英宗”。
五、历史回响：无为背后的时代隐喻
赵曙的四年统治，在宋朝历史上堪称“空白期”。他未推行重大改革，亦无显著政绩，唯一留下的遗产是命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然而，这种“无为”恰是时代悲剧的缩影：作为备胎皇子，他既无权力基础，亦无政治抱负，只能在皇权与礼法的夹缝中挣扎。他的疯癫，是个人命运的悲歌，更是北宋宗室制度扭曲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