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司马懿以隐忍与权谋著称，其一生轨迹堪称权力博弈的教科书。从曹操麾下的文学掾到曹魏四代托孤重臣，再到高平陵政变后掌控朝政，司马懿的“忠臣”面具下，始终暗涌着对权力的渴望。他的谋逆之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曹操时代的蛰伏、曹丕时期的隐忍、曹叡时期的野心萌芽，最终在曹芳时期因外部压力彻底爆发。
一、曹操时代：蛰伏中的生存智慧
司马懿的仕途始于曹操的征辟。尽管他初时因不屑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而装病拒仕，但曹操的强势最终迫使他屈服。在曹操帐下，司马懿担任文学掾，负责文书与教育事务，职位低微且远离权力核心。曹操曾评价其“有狼顾之相，非人臣也”，并告诫曹丕“司马懿非甘为人臣者，必预汝家事”。这一评价既是对司马懿才能的认可，也是对其野心的警惕。
面对曹操的猜忌，司马懿选择以“勤于吏职，夜以忘寝”的姿态消除疑虑。他主动参与军事谋划，如建议曹操趁孙权称臣之际称帝，虽未被采纳，却展现了政治敏锐性。此时的司马懿尚无谋逆资本，其忠诚更多是生存策略——在曹操的绝对权威下，任何异动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二、曹丕时代：隐忍中的势力积累
曹丕继位后，司马懿迎来转机。作为曹丕的“太子党”核心成员，他凭借与曹丕的亲密关系及政治才能，逐步晋升为尚书、督军等要职。然而，曹丕对司马懿的信任始终带着防备：他虽让司马懿总揽政务，却将兵权牢牢掌握在曹氏宗亲手中。例如，曹丕两次伐吴均亲自带兵，仅令司马懿留守后方负责粮草供应，并明确表示“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将司马懿定位为“萧何式”的辅政角色，而非军事统帅。
这一时期，司马懿的忠诚更多是利益捆绑的结果。他协助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巩固士族地位，同时通过处理政务积累人脉。但曹丕的早逝打断了他的上升轨迹——临终前，曹丕指定曹真、曹休、陈群与司马懿为托孤大臣，形成权力制衡。司马懿虽位列四辅政之一，却因曹氏宗亲的存在而无法独大。
三、曹叡时代：野心萌芽与军事扩张
曹叡继位后，司马懿的处境更为微妙。曹叡对司马懿的才能既依赖又警惕，例如在诸葛亮北伐时，曹叡虽任命司马懿为都督雍凉诸军事，却在其建议乘胜攻蜀时坚决拒绝，并迅速将其调离前线，明升暗降为太尉。这种“用而防之”的策略，迫使司马懿在军事上寻找突破口。
转机出现在辽东平叛。公元238年，司马懿率军远征公孙渊，以“斩草除根”的狠辣手段彻底消灭割据势力。此战不仅树立了司马懿的军事威望，更让他在军中培养了忠于自己的势力。例如，他通过提拔张郃等将领，逐步构建起独立于曹氏宗亲的军事体系。曹叡虽对司马懿的功高震主有所担忧，却因无人可用而不得不继续依赖他。
四、曹芳时代：外部压力下的彻底黑化
曹芳继位时年仅八岁，曹叡指定的托孤大臣仅剩司马懿与曹爽。曹爽为独揽大权，通过“明升暗降”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剥夺其兵权，并软禁郭太后、排挤曹氏宗亲。这一系列举动彻底切断了司马懿的退路——他若不反击，必将被曹爽彻底边缘化，甚至性命不保。
司马懿的应对策略堪称经典：他以装病麻痹曹爽，暗中联络蒋济等老臣，并秘密训练三千死士。公元249年，曹爽陪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时，司马懿发动政变，以郭太后名义关闭城门、占据武库，并承诺“指洛水为誓”保全曹爽性命。然而，当曹爽放弃抵抗后，司马懿却以“谋反”罪名诛杀曹爽三族，彻底掌控曹魏军政大权。
五、谋逆之心的本质：权力真空下的必然选择
司马懿的谋逆并非源于个人野心，而是权力博弈的必然结果。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君主通过制衡手段压制司马懿，但曹芳时期的权力真空（幼主登基、宗室衰微、托孤大臣内斗）为他提供了机会。司马懿的隐忍本质上是等待时机——当曹爽的排挤将他逼入绝境时，他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自保，并顺势夺取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