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一个贫苦少年以智慧突破物质桎梏的故事，在《西京杂记》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匡衡凿壁借光的典故，不仅成为中华文化中勤学精神的象征，更因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引发了后世对“德才兼备”的深刻思考。
匡衡出生于东海承县（今山东枣庄）的贫农家庭，家中连维持基本生计都极为困难，更遑论购置烛火供夜间读书。据《西京杂记》记载，其邻舍虽非巨富，但每晚灯火通明，而匡衡家因“无烛”陷入黑暗。面对“邻舍有烛而不逮”的困境，少年匡衡没有选择放弃，而是以惊人的创造力解决问题——他悄悄在两家共用的土墙上凿出一个小洞，借着透进来的微弱烛光，在破旧的书案前如饥似渴地诵读《诗经》。
这种近乎原始的照明方式，却成为匡衡突破阶层壁垒的关键。当墙洞逐渐扩大到能照亮整页书简时，他不仅读完了家中仅有的几卷竹简，更萌生了“遍读天下书”的宏愿。为获取更多典籍，他主动到邑中藏书万卷的文不识家做雇工，并提出“佣作而不求偿，愿得主人书遍读之”的条件。这种以劳动换取知识的方式，既体现了寒门学子的无奈，更彰显了知识至上的精神追求。
二、学成入仕：从寒门学子到位极人臣
匡衡的刻苦最终换来了命运的转折。他凭借对《诗经》的独到见解，在汉元帝时期通过举孝廉入仕，历任郎中、太子少傅等职。元帝曾赞其“说诗解颐”，时人更以“无说诗，匡鼎来”形容其讲经的魅力。当元帝设立乐安侯国时，匡衡因治《诗》有功被封为丞相，食邑三千一百顷，达到古代士人“学而优则仕”的巅峰。
这一阶段的匡衡堪称儒家士大夫的典范。他多次上书谏言“省刑约法，轻徭薄赋”，主张以仁政缓解社会矛盾。在石显专权时期，他虽因政治妥协饱受争议，但成帝即位后立即参与弹劾石显集团，展现出士大夫的担当。此时的匡衡，已然成为西汉政坛的中流砥柱。
三、贪腐落马：权力巅峰的道德崩塌
然而，匡衡的人生轨迹在封侯后急转直下。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一场“专地盗土”的贪腐案将其推向深渊。据《汉书》记载，朝廷最初封给匡衡的乐安侯国边界明确，但因郡图误将“闽佰”标为“平陵佰”，导致其实际封地多出四百顷。面对下属请示，匡衡未按规定上报更正，反而默许将错就错收取田赋。
这种“利用制度漏洞谋私”的行为，最终被司隶校尉王骏揭发。汉成帝虽念其旧功暂缓处罚，但匡衡已陷入政治孤立。他多次以“水旱灾害”为由请求致仕，成帝却始终以“诏书慰勉”挽留。直到建始五年，朝廷正式下诏免去其丞相之职，曾经位极人臣的学者沦为庶民。
四、历史镜鉴：才与德的永恒辩证
匡衡的结局引发了后世对“德才关系”的持续讨论。从寒夜借光到丞相高位，他完成了阶层跨越的典范；但从默许侵地到被革职查办，又暴露了权力腐蚀下的道德滑坡。这种矛盾性在《汉书·匡衡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肯定其“经学绝伦”，另一方面批判其“阿附权贵，贪冒不饬”。
当代学者指出，匡衡的悲剧本质上是封建制度下士人精神异化的缩影。当知识成为谋取功名的工具，当权力缺乏有效制衡，即便如匡衡这般勤学之士，也可能在利益诱惑中迷失初心。这警示着：真正的成功不仅需要“凿壁借光”的毅力，更需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