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方蔼（1629—1682年），字子吉，号讱庵，江苏昆山人，是清初著名的学者与官员。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其家族自宋代以来代代出仕，祖父叶盛为明正统十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父亲叶重华亦为明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叶方蔼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仕途基础。他自幼饱读诗书，12岁即补为诸生，顺治十六年（1659年）以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入翰林院任编修，开启了其波澜起伏的仕途生涯。
仕途初启：才华横溢与帝王赏识
叶方蔼的仕途起点堪称辉煌。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帝亲自主持江南贡士复试，叶方蔼以《瀛台赋》应试，其文辞工整、意境深远，深得顺治帝喜爱，被特赐举人并准予会试。次年殿试，他更以卓越的才学位列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他屡次升迁，历任侍讲学士、国子监司业、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并参与编纂《孝经衍义》《鉴古辑览》《皇舆表》等重要典籍，成为康熙帝身边的近臣。
康熙帝对叶方蔼极为赏识。康熙十四年（1675年），叶方蔼充任日讲起居注官，进讲《通鉴》《中庸》等经典时，他以“知为轻，行为重”的务实观点回应康熙帝的提问，深得皇帝赞同。康熙帝曾评价其文：“诸臣连篇累牍，不如叶方蔼片纸只字。”此后，叶方蔼更被委以重任，参与撰写《太极图论》，并升任礼部侍郎、刑部侍郎，成为清初政坛与学界的双重标杆。
功名之失：江南奏销案与“一文钱”风波
然而，叶方蔼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顺治十八年（1661年），一场席卷江南的“奏销案”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清廷为整顿江南赋税，下令对拖欠税款的举人、秀才全部除名，官员一律降职调用。江苏巡抚朱国治为邀功请赏，将包括叶方蔼在内的一万三千八百余名士子列入欠税名单。
据《清实录》记载，叶方蔼所欠税款仅“一厘”，折合铜钱一文。这一微小数额，实为计算误差或家人疏忽所致，但朱国治却将其作为政绩上报。顺治帝驾崩后，辅政大臣决定从严治罪，叶方蔼因此被革去探花功名，连降两级，调任上林苑蕃育署丞。此案处理之严苛，令江南士族震惊，民间甚至流传“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戏谑之语。
官复原职：清廷的妥协与叶方蔼的坚守
“奏销案”后，叶方蔼并未沉沦。康熙元年（1662年），江苏巡抚复查后证实其无欠税实据，叶方蔼得以官复原职。此后，他继续在政坛与学界发挥重要作用，参与编纂《明史》，担任博学宏词科阅卷官，选拔了王士祯、吴雯等一批才俊。
康熙帝对叶方蔼的信任从未动摇。康熙十二年（1673年），叶方蔼充日讲起居注官，进讲《尚书》《易经》时，其见解独到，深受皇帝赞许。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更以《八箴》进谏，直指三藩之乱、郑氏集团等时政弊端，康熙帝虚心接纳，并此后减少华而不实的宴会。这一事件，展现了叶方蔼作为近臣的胆识与担当。
清廉自守：两袖清风与后世评说
叶方蔼的仕途虽历经波折，但其清廉自守的品格却为后世称道。他去世后，家中“卧榻板扉，支以四瓮，布帐多补缀”，除门板为床、四罐为支架外，布帐补丁撂补丁，几乎无法成敛。这一景象，与其探花郎的身份形成鲜明对比，令同僚唏嘘不已。
叶方蔼的文学成就亦颇高。其诗宗苏轼、陆游，文宗眉山派，著有《读书斋偶存稿》《叶文敏公集》等。他与王士祯、陈廷敬等文人学士“稽古论文，丹黄铅椠”，推动了清初文坛的繁荣。道光《昆新两县合志》评价其“一时馆阁知名之士，多出其门”，足见其在文坛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