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颐浩（1071—1139），字元直，南宋初年宰相，历经北宋哲宗、徽宗、钦宗与南宋高宗四朝，是南渡后主张抗金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人生轨迹与南宋政权的存亡紧密相连，其人品与政治作为在历史评价中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既有“奋不顾身，为国讨贼”的赞誉，也有“专恣自用”“报复恩仇”的批判。这种复杂性，折射出乱世中政治家的生存困境与道德抉择。
一、忠君爱国：危难之际的担当与牺牲
吕颐浩的忠君形象，在南宋初年的两次重大危机中尤为突出。靖康之难后，北宋灭亡，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吕颐浩因拥戴之功被任命为知扬州，负责整修城池、稳定后方。建炎三年（1129年），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退位，南宋政权濒临崩溃。时任江东安抚制置使的吕颐浩闻讯后，立即联络张浚、韩世忠、刘光世等将领，率军勤王。他慷慨陈词：“颐浩往年谏阻开边，几乎死于宦官之手；承办漕运，几乎陷没于腥膻之地。现在如果事情不成功，不过被族灭而已，但是为国家而死，岂不痛快哉？”这种以死报国的决心，最终促成勤王军平定叛乱，迎高宗复位。高宗曾评价他：“颐浩奋不顾身，为国讨贼，群臣所不及。”
此外，吕颐浩在军事战略上亦展现出远见。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渡江南侵，高宗欲逃往海上避难，吕颐浩力排众议，提出“且战且避”的方案：他亲自率军驻守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为高宗争取时间，同时建议高宗乘海舟暂避锋芒，待金军退去后再图恢复。这一策略虽被后世批评为“逃跑主义”，但在当时南宋军队实力远逊于金军的情况下，实为保存政权、延续国祚的无奈之举。
二、刚愎自用：权力斗争中的缺陷与争议
吕颐浩的刚愎自用，是其人品评价中争议最大的部分。他两度拜相，却因“专恣”屡遭弹劾。
排斥异己，结党营私
吕颐浩在相位时，对李纲、李光等主战派大臣极为排斥。李纲曾因主张抗金被贬，吕颐浩不仅未予支持，反而参与打压。绍兴元年（1131年），吕颐浩复相后，为巩固权力，援引朱胜非入朝，排挤秦桧一党。他虽成功扳倒秦桧，但手段被时人诟病为“报复恩仇”。此外，吕颐浩好任用私人，多提拔山东同乡，导致朝廷“山东帮”势力坐大，引发其他官员不满。
经济政策激化矛盾
为筹措军费，吕颐浩创立“月桩钱”制度，要求地方按月筹集钱物供军需。这一政策本为应急之举，却因执行中层层盘剥，演变为苛捐杂税。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江西百姓负担尤重。绍兴三年（1133年），大旱灾情严重，百姓“咨怨而伤和气”，高宗不得不下诏减免赋税，并暗示对吕颐浩的经济政策不满。御史中丞辛炳更弹劾吕颐浩“不恭不忠十罪”，最终导致其罢相。
与秦桧的权力博弈
吕颐浩与秦桧的斗争，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具戏剧性的篇章。绍兴元年（1131年），两人同为宰相，吕颐浩主外（军政），秦桧主内（庶务）。吕颐浩为压制秦桧，援引朱胜非入朝，形成“山东帮”与“江南派”的对立。然而，秦桧凭借高宗对“和议”的隐秘支持，逐渐反扑。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以“分权”为名，令吕颐浩专管军旅，秦桧专理庶务，实则削弱吕颐浩的权力。最终，秦桧通过结交台谏官员，发动舆论攻击，将吕颐浩排挤出中枢。
三、复杂人性：功过交织的历史镜像
吕颐浩的人品，既非纯粹的忠臣典范，亦非彻底的奸佞之徒，而是乱世中政治家生存智慧的缩影。
能力与品格的矛盾
吕颐浩有胆略，善鞍马弓剑，熟谙军旅，在南宋初年“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他与抗金名将张浚、韩世忠等为友，共赴国难，其《上边事备御十策》等政论，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然而，他的专权与报复心，又使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贤相”。朱胜非曾评价他：“颐浩练事而暴，浚喜事而疏。”这种能力与品格的矛盾，使其历史形象复杂多面。
时代局限下的选择
南宋初年，政权草创，外有金军压境，内有流民叛乱，朝廷急需强人稳定局势。吕颐浩的“专恣”，某种程度上是乱世中集权以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然而，他的经济政策与用人策略，又暴露出封建官僚体系的固有弊端。高宗虽倚重吕颐浩，却始终对其保持警惕，最终通过“分权”与“罢相”平衡朝局，反映出皇权对相权的制衡逻辑。
历史评价的分化
后世对吕颐浩的评价，多与其政治立场相关。主战派如陆游、胡世将等，肯定其抗金功绩；主和派如秦桧党羽，则攻击其“专横”。元代脱脱在《宋史》中既承认其“再登鼎司，能断大事”，又批评其“力排李纲、赵鼎诸人，创立月桩钱，贻东南患”。这种分化，恰恰印证了历史评价的主观性与时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