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隆在位三十年，十七岁即位，诛杀权臣，修明政治。他压抑豪强兼并，清理户籍，减免税赋，劝课农桑，奖掖儒学。“元嘉文学”更是中国文学史上大书特书的时代，有谢灵运、刘义庆、鲍照、陶渊明等群星照耀;武将赫赫，如檀道济、沈庆之、宗悫等辈，横槊跃马，四击不辍。在位期间宋国境内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但同时，刘义隆好大喜功，行事不切实际，几次北伐均以惨败告终，同时，刘义隆好猜忌，视兄弟如豺狼，视大臣如仇敌。登基之后，对拥护他的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毫无情义，皆杀之。后来又杀名将檀道济、彭城王刘义康等，大失人心。
历代评价
沈约：“太祖幼年特秀，顾无保傅之严，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
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难结商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也。呜呼哀哉!”
虞世南：“夫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文帝沈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自作，岂命也哉。”
李延寿：“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
夫尽人命以自养，盖惟桀、纣之行;观夫大明之世，其将尽人命乎。虽周公之才之美，亦当终之以乱，由此言之，得殁亦为幸矣。至如废帝之事，行着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致霣，况乎兼斯众恶，不亡其可得乎!”
王锴：“文帝博涉经史，尢善隶书。每诫诸子，率以廉俭。”
司马光：“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决，卒成子祸，岂非文有余而武不足耶?”
吕祖谦：“宋文帝以河南之地为宋武帝旧物，故竭国家之力、扫国中之兵而取之，卒无尺寸之功。史称文帝之败，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下，轻进易退。以愚言论之，文帝不用老将旧人，而多用少年新进，便专任属，犹恐不免于败，况从中以制之乎?
锋镝交于原野，而决机于九重之中，机会乗于斯湏，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使到彦之辈御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下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则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强，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专用，岂无北方之人可号召而用之乎?盖武帝失之于前，而文帝失之于后也。”
“文帝修政事，为宋朝之贤主，而措置之谬如此，可不戒哉!”
辛弃疾：“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王应麟：“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终，不祥好还之戒昭昭矣。”
郝经：“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复河南，两为大举，到彦之败还，而王玄谟退走，遂使代马饮江，建康震骇，两淮郡县，赤地无馀，春燕来归，巢于林木。”
王夫之：“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诛权奸，修内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谓无其具;拓拔氏伐赫连，伐蠕蠕，击高车，兵疲于西北，备弛于东南，不可谓无其时;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蝟缩，兵歼甲弃，并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将非其人也。
到彦之、萧思话大溃于青、徐，邵弘渊、李显忠大溃于符离，一也，皆将非其人，以卒与敌者也。文帝、孝宗皆图治之英君，大有为于天下者，其命将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骑劫、赵之任赵葱也;所任之将，亦当时人望所归，小试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孙彊、蜀汉之任陈祗也;意者当代有将才而莫之能用邪?
然自是以后，未见有人焉，愈于彦之、思话而当时不用者，将天之吝于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养之，当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为趋，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风示天下者，皆拘葸异谨之人，谓可信以无疑，而不知其适以召败也。
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驭枭雄之士，于是乎摧抑英尤而登进柔輭;则天下相戒以果敢机谋，而生人之气为之坐痿;故举世无可用之才，以保国而不足，况欲与猾虏争生死于中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