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等起义军，外有努尔哈赤和继任者皇太极虎视眈眈，那么一切是不是真的都无法挽回了?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拯救大明朝吗?
人祸还连着天灾，连年大旱，国事已不可为，崇祯也许并非亡国之君，但就连他自己也隐隐感觉到江山难保，大明国脉也许就要断送在他手中。
虽然崇祯的用人屡遭诟病，但他识才的能力还是有的，如果他能真正依靠这个人，也许大明还有一线生机，这个人就是：孙承宗。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孙承宗才是明末最优秀的战略家。注意，不是军事家。前面说的熊、袁、卢、孙大都是军事家而非战略家。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孙承宗到达山海关。此时他官拜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辽东经略王在晋提出：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筑一座新城，调兵四万驻守，彼此照应。孙承宗一眼就看出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新、旧城仅隔八里，两城间方圆八里内共有八万多守军，如此密度，别说打仗，新城一旦失守，四万败军根本无法撤进山海关。而关前布置的地雷绊马坑也势必全都招呼到自家身上。
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孙承宗督师辽东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其次，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 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
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而配合关、宁、锦铜墙铁壁的纵深防御，是孙承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一批名将：满贵、祖大寿、吴襄、赵率教等。孙承宗最大的成就，是培养出了日后堪与后金八旗劲旅决战的名将——袁崇焕。天启三年至天启六年，大明东北四年无战事。
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与天津巡抚李邦华、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在这样相对安定的大背景下，按照战功来衡量，似乎孙承宗有些碌碌无为。
然当时的兵部尚书王永光对孙承宗和袁可立积极防御的一番作为作过很中肯的评价：“兵家有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令人惋惜的是，正当孙、袁二公积数年之力准备大有作为之时，阉党已全面乱政，逼迫袁可立和孙承宗先后去职。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明朝如果让孙承宗来统领抗清，清军想统一全国至少还要推迟十年，孙承宗苦心经营的关宁防线直到最后也是横亘在八旗军面前一道无法攀越的险阻。而孙承宗是毫无争议的民族英雄，他的功绩和忠烈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