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宋朝军事羸弱，所以时常引来强敌觊觎，那么辽国对宋朝威胁那么大，宋朝的御辽策略是什么?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重建河北防线
对于北宋而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谋契丹必先河北”，范仲淹也曾言：“国家御戎之计，在北为大”。
富弼认为防守重点应置于河北。他于庆历五年(1045)正月所上《论河北七事奏》中首句便提到：“伏以河北一路，盖天下之根本也”，开门见山的指出了河北地区在边防中的重要地位。
自从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北方关险尽属契丹，为其侵扰中原提供了便利;北宋失去了北部边防的屏障，随时有被辽入侵的危险。中原无险可守，朝廷应更加留意河朔一带，并在定襄等路设防，使各路互为犄角之势，敌寇便不得而入。除了重要的地理位置，军事重镇多分布在河北一路。河北三十六州军内，沿边、次沿边如北京、雄州、保定、乾宁、永宁等十九座城，皆为要害之地，能阻碍辽军无法深入进攻。
针对河北的防守，富弼认为要以北京为头角、瀛州为腹心、沧定二州分别为左右臂，此四城为河朔之所望;其余十五城为其指爪肢节，屏藩这四城。再于定、瀛、沧州各置一大帅，其余十五城则分属于这三路，由善将把守;十九城总兵力三十万，均衡分布于各城，并为诸路储备援军，以备不时之需。
其次，镇、定西山之下的谷口作为契丹入寇的通道，这对北宋形成了很大的威胁，朝廷应当先发制定保边之策，以重兵严加防守控扼，防止敌军入境，同时河朔之地朝廷也得多加留意;再者祁、深二城戍兵较少、城墙简陋，朝廷应增添兵力、修葺城墙;最后他还提出了收复燕地的策略，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辽军，一举而复全燕之地。
重用宗室重臣
为防止宗室擅权越位，北宋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对宗室亲王仅待以厚禄，不予掌权;而反观辽，辽风俗贵亲，皇室势力十分稳固，“举天下之尊无与二，谓朝廷庶事皆决于王”，富弼还引用辽“八大王来也”则小孩辍啼的典故来佐证其皇室的威慑力。由此富弼认为，辽势力稳固，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辽风俗贵亲。北宋国家将帅不为夷狄所闻，而皇室亲望手中又无实权，如此敌人必定认为王室孤弱，无宗室亲族扶助，“本根不固，易以动摇，此诚宜为夷狄之所窥测也”。
因此朝廷应崇植宗室，使名声渐著，威示北寇。富弼希望仁宗选择宗室中知书、识礼、晓人事者到地方为官，任期两年一替，并以普通官员赏罚之科进行约束，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如此即可“内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国家者之急务，长久之策也”。
富弼希望朝廷通过崇植宗室的做法，向辽彰显北宋宗室有人、根基牢固，以此稳固藩屏，让辽不敢轻举妄动。这一建议，在当时颇有些“冒天下大不韪”的意味。有宋一代，轻宗室是皇室为巩固统治地位的惯用手段，富弼提出的用宗室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仁宗的本意相互抵牾的，一旦被仁宗曲解或是被有心之人用以栽赃陷害，富弼的处境便会变得十分危险。然而富弼却“不敢缄默，恐误边防大计”，这种舍身为国、心怀天下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以敌制敌
富弼洞察当时可为北宋所用之有利因素，主张借助外部援力对抗辽。他在出使辽时注意到，燕地虽割属辽已逾百年，但当地百姓始终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国不能与我为主”。燕地边豪颇多，如若北敌入侵，可令燕地边豪自率乡户，能给北宋军队提供极大的帮助。
富弼还主张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当时辽尽服诸蕃，“弱者尽有其地，强者只纳其贡赋”，唯有高丽不伏契丹，与之顽抗。而高丽对北宋有归顺之意，多次遣使来朝进贡，被北宋婉拒。表面上高丽臣服于辽，但实际上辽十分忌惮高丽，缘由在于天圣三年(1025)，辽曾起兵攻打高丽，结果高丽大败辽军三十万，可见高丽的实力不容小觑。若高丽可为北宋所用，辽来犯之后，两者联手相应起事，表里夹攻，能增加胜仗的几率;再者辽忌惮高丽，有了高丽在后牵制，必然不敢对北宋妄自用兵，“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
富弼对辽经略影响
富弼使辽时，曾于河北往来数次，对边境的情况了如指掌;又于北廷商议和谈之事，对辽的情况也颇为了解。除此之外，他还搜寻了相关史籍记载，查证了当今实务，并将所有资料和信息进行汇编、撰述。因此他提出的御辽策略，都是基于辽、宋双方的实际情况拟出的，对当时的北宋来说是切中时务、行之有效的。
富弼在奏疏中，恳请仁宗“令两府会议，可者速行之”，但笔者查阅史料，未发现有史料明确记载富弼的御辽策略是否贯彻执行。后人李纲曾上《论守御劄子》，提出“仁祖时，富弼所上守御二策，审地形，观事机，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纵横应援，曲尽其妙”。
他将富弼所有守御策略悉数呈上，请求“圣慈特赐省鉴，采其说而用之”。然李纲历仕的徽宗、高宗，对待边事皆为苟且偷安、无心进取，李纲甚至因力主收复失地被几度免职贬谪，可见李纲“乞用富弼守御二策”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
富弼御辽策略是否执行难以考证，故富弼对辽经略的影响主要在于富弼使辽这一实践活动。富弼成功使辽，打破了北宋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并使宋、辽、西夏三者之间的关系趋于平衡。在宋、辽和好之后，西夏在辽的压力下亦向北宋请和;又有辽、夏关系破裂，二者之间甚至爆发了大规模战争，虽然辽夏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双方矛盾的激化，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富弼使辽的连锁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