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短命的政权有很多，但是一统天下而享国不永的王朝却不多，那么秦、西晋和隋都是短命王朝，他们有哪些差别?
凡是冠以“大一统”王朝名号的，大部分国祚都能超过百年甚至二百年;哪怕是庞大而矛盾复杂的元朝，至少也统一了中国九十余年;甚至连某些并未大一统、仅仅占据天下半隅的王朝，无论是胡人政权还是华夏政权，也有不少能立国百载的(比如北魏、南宋等)。
更让人不解的是，哪怕是同一个政权——晋，其上下片的维持时间也不尽相同：西晋自司马炎代魏到司马邺北狩不过五十年，若从灭吴之战起算更是仅有三十余年;而东晋一度只能保有孙吴故地，还接连遭遇权臣和外藩作乱，却能跌跌撞撞地传了十一帝、一百零二年才将将谢幕。
对此现象，易中天教授在他的《品三国》里面作出过部分解答。他提出，秦之所以短命，是由于秦朝开创了一个迥异于周朝封建制国家的帝国，因而社会矛盾过于尖锐，在强力领袖嬴政驾崩后便二世而亡了。笔者认同易教授的观点，但是易教授似乎并没有阐述，为什么西晋和隋朝也是二世而亡，而这三个王朝的兴勃亡忽，又有什么异同之处呢?
一、阶级
尽管在秦朝以后，中国便进入帝制时代，统治阶级被统称为“地主阶级”;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地主”，仍不能算作是一类人。总体而言，这一演变是遵循着从贵族地主，到士族地主，最后到庶族地主的路径的。即，地主阶级们靠血统、身份占据权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越来越倾向于“平民化”，并最终汇入到“科举”这几乎唯一的晋升途径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官僚集团逐渐从统治集团的一份子过渡到“终身雇佣”，并最终成为皇室的临时工;因而，这又是一个皇权不断提升并最终到达顶峰的过程。
然而，这个演变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不断地反复博弈和拉锯中慢慢形成的。在每次历史跃迁的关键节点上，矛盾便会集中爆发，并且最终会以一代人乃至一个王朝作为牺牲品。
尽管华夏文明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型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其真正的加速还是要在秦朝。秦帝国扫清六合后，秦始皇雄心勃勃，想要建立一个万世一系的大帝国。彼时的秦朝完全尊奉以韩非、李斯等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欲把国家打造成一台精密复杂的机器。而这台机器的大脑仅仅是皇帝本人，除此以外，上自丞相三公，下至县令小吏，都仅仅是这台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至于百姓，可能连零件都算不上，只能是耗材。这样旨在一步到位的变革自然无法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取代秦朝的汉朝汲取了秦朝的教训，把前进的步子放缓，开国之初便一手郡县一手分封，郡国并行，部分缓解了矛盾。而此时的皇权仍不算强大，为了扩张自身权力，皇权不得不求诸于宗室和外戚;在旨在削夺宗室权力的《推恩令》颁布后，皇权在汉朝的唯一助手，便只剩下外戚了。因此我们看到，整个汉朝四百年的历史，后族的势力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甚至在东汉朝渐为定制，几度甚至威胁到了皇权的存废。
而在外戚们鲜衣怒马时，以经学起家、逐渐垄断了仕途的士族们也在悄悄崛起。他们以耕读传家，经济上兼并地产，学术上把控经典，政治上也自然就成为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经“党锢之祸”，他们一战成名;而在灵帝死后，他们通过一系列乱局逐渐站稳了脚跟;随着陈琳《九品官人法》的实施，这些人终于成为了事实的统治力量。
相比于贵族地主，士族地主阶级的圈子相对更大一些，但仍然要通过与皇室联姻等手段保持权力。对曹魏而言，所谓士族名士，其实不过是一大群官二代、“魏二代”而已。而在司马代魏的过程中，尽管过程紧张氛围恐怖，大多数“魏二代、魏三代”还是没有什么负担地摇身一变，成了“晋一代”。因此，西晋与曹魏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依然是士族门阀集团。
只是士族们纵情享乐有余，治国理政却无能。他们能依靠裙带关系在一次次政治斗争中保存家族的势力，却无法在外敌的屠刀下扶大厦之将倾。司马家的八王之乱成为了三百年南北分裂的序幕，而在北方已成人间地狱时，除了个别人如祖逖、桓温、谢玄外，绝大部分士族只能在南方谈玄论道，恣意妄为而已。在东晋之后的南朝，这些士族更加被边缘化，只能成为政治上的摆设和吉祥物。
在南方的门阀贵戚们“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时，北方正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与融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只会清谈和纵欲的士族子弟自然早早地被束之高阁，直到孝文帝改革时才被请出来点缀太平。而随着北魏分裂，民族融合的脚步进一步加快，终于在西北形成了一支以地方汉族豪强和北方胡族武装联合的势力——即陈寅恪先生所称的“关陇贵族集团”。从西魏/北周到隋再到唐，皇族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圈子里出来的。
而在隋灭陈后，分裂了近四百年的中华终于再次重归一统。但是，隋王朝也逃脱不了短命的宿命，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隋朝犯了秦朝的老毛病——想要一劳永逸地快进到庶族地主时代。迫切想要提振皇权的野心在杨广身上暴露无遗，而对民力的轻视使他征伐无度，最终，他死于前朝宗室(宇文化及)之手，皇位也被自己的表哥(李渊)夺去。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认为科举制始于隋唐，但这并不等于官僚队伍的平民化在隋唐就完成了。终唐一代，科举所选拔的官僚也并不占绝对优势，荫官与荐举仍然是大族控制仕途的重要手段。直到唐末黄巢之乱，乃至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大动荡后，宋朝以后的中国帝制王朝才终于基本迈进了“庶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时代。
因此，处于统治阶级内部“换届”期的三个短命王朝，从历史大势上便注定了他们的统治不会维系太久。在激烈的内外矛盾下，他们匆匆登台又匆匆谢幕，几乎成为了必然。
二、集团
相比于历史规律或天下大势，三朝的具体统治集团——即所谓的统治者的“小圈子”，也大有不同。简单地说，就是秦朝的班子相对还比较“新”，而西晋的班子则纯粹是一帮二代，到隋朝来说，这个问题又趋于复杂。
虽然秦朝是中华第一个帝国，但秦帝国毕竟是来源于原来的秦国。老秦人从东周开始建国，经历数百年经营才终于一统天下。但是，秦的统一并不完全依赖本土力量;实际上，从百里奚到商鞅，再到后来的张仪、范雎、李斯等一大批为秦国统一事业建立不世功勋的名臣宿将，都来自于客卿群体，即“国外移民”。反倒是那些秦国旧勋贵，一直是历代秦国统治者一直想要打击的对象。
而西晋和隋朝的情况就正好相反：前面已经提到，西晋的统治集团从司马氏以下，基本都是曹魏时期就已经盘踞高位的士族子弟，少部分寒门起家者如贾充、石苞等在政治上也多扮演白手套，为时人所轻视;而隋朝的情况就更是如此，西魏时由宇文泰所建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府兵体制深刻地影响了后面的北周、隋、唐。杨坚的父亲杨忠，便是十二大将军之一;而北周的宇文氏和唐朝的李氏，又以及为妇孺们津津乐道的“一门三皇后”的独孤家族，分别是八柱国之一。因而，无论是西晋代魏，还是李唐代隋，从统治集团来看无非是一场换人坐庄的政治游戏而已，即使这场游戏充斥着血腥的杀戮。
然而，无论是汉代秦还是唐代隋，期间在经过数年的征伐后，天下便趋于稳定;但是在西晋垮台以后，尽管尚能在东南一隅苟延残喘，却引来了近三百年的大乱局，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外患
尽管很多人都认为，西晋的统治集团由于没有经历过白手起家的创业，因而迅速腐化堕落丧失进取心，最终导致了亡国。这个答案固然不错，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统治集团的腐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绝对廉洁上进的统治集团的(实际上恐怕连50%纯洁都是奢望)。那么，为什么只有西晋的灭亡才导致天下大乱呢?这可能是因为外患。
这里的外患，有两层意思：对中央来说，外患来自于地方和外藩;对中华帝国来说，外患来自于边疆的胡人。
相比于秦朝和隋朝的彻底郡县制，西晋统治者“汲取”了曹魏的教训，认为如果不把宗室分封到地方并掌握军权，就有被倾覆的危险。应该说这个判断不错，毕竟司马家能上位也是钻了曹魏的这个bug;而且彼时士族门阀已经逐渐锁死了仕途，没有底层的输血，皇室要和士族对抗也只有依靠自己的宗室力量。只是由于一系列偶然(比如，惠帝司马衷是个傻子，贾后又做事太绝)以及必然(宗室天生对皇位就有更加炽热的追求)的因素，八王之乱爆发。
不巧的是，西晋还需要面临另一个问题：由于持续性的降温，3-4世纪的北方草原已经不适合游牧民族生存。从汉末开始，曹操就让大批匈奴人内附;这一情况在魏晋之际愈演愈烈。终于，在八王之乱已经不可收拾时，匈奴、羯、鲜卑、羌、氐等民族乘虚而入，史称“五胡乱华”。
再看看秦和隋，他们似乎都没有这个问题——秦亡以前，蒙氏父子曾经结结实实揍过匈奴几顿，又专门修建了驰道和长城防备匈奴，至于汉高祖困于白登山，那就是后话了;而隋朝这个问题就更小：杨家是被赐姓过普六茹的，杨坚自己的老婆就是鲜卑人，到底谁才是胡人?至于突厥人和高句丽人，在此时矛盾尚未激化，还要当杨坚的好侄孙李世民时代，这个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因此，对秦和隋的“外患”，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或曰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亡秦者，是楚地的贵族项羽和无赖刘邦;而亡隋者，其实也是原北齐和南陈故地的起义军(李渊不过是摘了桃子)。而这，可能也是大分裂后统一者的宿命，因为后来的元朝也没有打破胡无百年国运的谶语。
四、结局
如前所述，三个短命王朝虽然国祚都不长，但彼时的内外环境迥异，因此不可一概而论;而它们灭亡后的天下形势，也自然地分成了两条路：一是短暂混乱后重归一统，即西汉和唐;二是彻底的混乱，即东晋十六国。
唐之所以能迅速统一天下，不仅因为其开国班底雄厚，更因为李渊就是关陇集团自己人，因而才能有巨大的号召力，这个好理解;西晋灭亡后，衣冠南渡的司马睿在士族门阀的支持下重建了晋朝小朝廷，这种牺牲了权力以换取支持的做法使得晋祚虽能偏安一隅，却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对收复北方更是无力可能也无心。
比较复杂的是秦汉。对于一个刚刚统一又重新打散的天下，汉朝的开国元勋们确实是有智慧把他们捏合在一起的。为了击败最大的敌人项羽，刘邦分封了诸多异姓王，又在项羽覆灭后一一将其铲除，并在驾崩前立下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封王;而经过文帝、景帝、武帝三朝的努力，中间还经历了七国之乱，终于一点点剪除了诸侯国的势力。至武帝后期，汉朝才真可谓之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而这，正是汉人在吸取秦亡教训后所作的妥协。
其实，政治又何尝不就是一门妥协和折中的艺术?西晋重新分封诸侯王，就是对士族的妥协及反制;隋唐的开科取士，也是对士族的妥协和反制。整个中华帝国的上层建筑史，其实就是皇帝和官僚集团的斗争史。历史在这个层次的发展，并没有摆脱历史规律的制约，仍然是螺旋式上升的。
只不过，在这种不断地较量中所出现的震荡，要以这几个短命王朝的覆灭和当时人民的痛苦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