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事

2023-04-20 11:40:07

  秦朝(前221年~前207年)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从后世角度来看,秦始皇一统天下和此后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确称得上功在千秋,这也是近现代秦始皇风评逐渐好转的原因之一。然而,对于当时的秦朝百姓而言,显然并非如此,尤其是严苛的秦法和繁重的劳役,搞的百姓怨声载道,再加上秦二世的胡作非为,以及士子阶层的推波助澜,自然就留下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印象。

  六国百姓对秦法本就抵触,秦二世在位期间秦法更为严厉

  从现代出土的云梦秦简来看,《秦律》虽谈不上残暴,但绝对算的上严苛,其内容包含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百姓的衣食住行限制极为严格,这套律法秦国百姓早已适应,可山东六国的百姓短期内又如何接受。再加上秦二世时期的强硬政策,自然导致了百姓们的反抗。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便开始采用法家治国理念,而法家讲究的就是一个“法、术、势”,外在表现就是“法网严密、高效执行”,即以完整的律法来确保国家的运转。与山东六国不同的是,秦国早年为求生存发展,受西戎影响较大,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因此《秦律》得以在秦国迅速推行,并被广泛接纳。

  正是由于《秦律》在秦国的成功,导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其迅速向全国推广。秦国百姓能够接受的秦法,却并不代表六国百姓就能接受,对于秦国百姓习以为常的事情,到了六国百姓眼里,就演变成了官府对自己的压榨和折磨。正是由于这种不适,六国百姓落实秦法的执行力,根本不能与秦国百姓相比,然而秦法又是极为严厉的,一旦达不到朝廷的要求,按照秦律就必须予以严惩,百姓们岂能不怨声载道。

  要知道,由于没有配套的官僚选拔机制,而当时的知识普及率又相对较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本就面临着官员不足的问题,各地官员的能力本就参差不齐,他们只懂得机械的执行律法,又岂会去考虑百姓们的感受。

  尤其是秦二世时期,李斯为自保而上了一道《上书对二世》,本意是建议对官员加强监督,确保臣子能够竭尽全力履行职责,结果秦二世胡亥却将此直接变成了“绩效考核制”,谁收的税多,那么谁就是好官;谁抓的犯人多,谁就是能吏。如此一来,各级官员为了保住官位,便彻彻底底的变成了酷吏,结果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根据《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的记载,蒯通曾对范阳县令说道,“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如此,民间怨气不断积累,而朝廷又毫不妥协持续高压,结果可想而知。

  大型工程太多,劳役太过频繁,六国百姓怨声载道

  根据出土的云梦秦简来看,虽然秦朝的《徭律》和《戍律》相对较为合理,但也架不住朝廷持续开展大型基建工程,在那个生产手段相对落后的年代,骊山大墓、长城、灵渠、秦直道、西南栈道等工程无一不需要大量劳力,结果搞的百姓怨声载道。

  彼时,百姓饱经数百年战乱,急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秦国百姓早已适应了这种生活,对此或许并无怨言,但对于刚刚归附的六国百姓来说,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要知道,当时的百姓对于刚刚建立的秦朝,本就没有多少认同感,如此频繁的劳役,彻底将百姓们推向了朝廷的对立面。

  从后世角度来看,或许秦朝的很多大型工程都功在千秋,可对于生活在当时的百姓来说,这无疑是场灾难。对于百姓来说,他们可不管你的这些工程有什么作用,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生活,你不让他过好日子,他又岂能不对朝廷怨声载道。

  而在胡亥即位之后,秦国的大型工程非但没有减少,劳役情况反而更为严重,就连秦始皇时期都很少征发的“闾左”之人(秦以二十五家为一闾,贫者居住闾左,富者居于闾右,秦代指主要由雇农、佃农等构成的贫苦人民),秦二世时都开始大量征发。

  同时,秦始皇对待役夫尚算善待,秦二世胡亥则绝对是残暴无比,例如秦始皇骊山大墓修建完成之后,为防止泄密,胡亥下令将参与建造的工匠全部封死于皇陵之中;又如其命令全国各地向咸阳供应粮草,却不许押运人员不得动用所押运粮草,甚至不许食用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任何粮食。

  纵观整个秦朝,大型工程不仅没有停歇,甚至同时开启多个,这对当时的百姓,尤其是六国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到了秦二世时,由于其在位期间的胡作非为,甚至连关中百姓都不再支持秦国。

  “焚诗书”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汉朝时期朝廷的舆论导向

  “焚书坑儒”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秦始皇身上的重大污点,事实上此事可分为“焚诗书”和“坑儒生”两部分,其中尤以“焚诗书”事件的影响最大,该事件几乎将整个士子阶层推到了朝廷的对立面,而这则是导致秦朝风评极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焚诗书”事件,说到底其实是秦始皇尝试以怀柔手段实现文化统一失败后,采取的激烈手段。周朝以来,由于天下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各地早已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例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国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粗犷豪迈的燕赵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

  各地文化不仅差异极大,不同文化之间更是具有极强的排外性,甚至由此衍生出了极强的地域歧视现象,例如楚人被视为“蛮夷”,秦国被视为“虎狼之国”。思想文化的分裂,自然是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因此实现思想文化层面的统一,便势在必行。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曾尝试以怀柔手段融合各地文化,不仅允许诸子百家和列国士子涌入咸阳,而且对不同文化采取了接纳包容的态度,例如黄老道家、阴阳家融合儒、法、道诸家的学说后提出的“五德始终说”,又如秦始皇“大咸阳宫”规划体现出的“法天象地”的道家思想,再如秦始皇接纳齐鲁文化而进行的“泰山封禅”。在秦国用人以精通律法者为主的情况下,秦始皇甚至设立了“博士”职位,以六国士子充任,准许其参政议政。

  然而,秦始皇的一切努力最终付诸东流,例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意图通过“泰山封禅”来获得齐鲁士子的认可,结果却换来山东儒生的嘲笑。又如担任“博士”的六国士子,他们不仅态度傲慢,在参议国政时一言不发,却又在私底下对新政非议不断。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齐人淳于越于廷宴之上重提“分封制”,这显然触怒了秦始皇的底线,最终引发了“焚诗书”事件。

  虽说“焚诗书”事件事出有因,且对此后的思想文化融合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于当时的士子阶层来说,此举简直就是在摧毁他们所奉行的学说,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愤怒。彼时读书人毕竟较少,这些士子无疑掌握有极大的话语权,再加上汉朝之时的舆论趋势,秦朝皇自然难免遭到非议,而这些都对后世评价秦朝产生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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