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期，偏居西陲的秦国长期被中原诸侯视作夷狄，国内旧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私斗成风、国力涣散，在与魏国的常年战争中接连丢失河西之地，随时面临亡国的风险。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后向天下颁布求贤令，卫国人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入秦，君臣二人一拍即合，一场彻底改写秦国命运的变法革新就此拉开序幕。
变法之初，秦国朝野上下对新政充满疑虑。为了打消民众顾虑、建立官府信用，商鞅在国都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柱，当众宣布能将木柱搬到北门者赏赐五十金。有人半信半疑完成任务后，商鞅立刻如约兑现全部赏金，徙木立信的举动迅速传遍全国，让民众确信新政绝非戏言。随后，商鞅正式推出第一批法令：改革户籍制度，将百姓编入什伍连坐体系，严禁私斗；强制推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加倍征收赋税；明确军功授爵规则，所有贵族若无军功一律不得继承爵位，彻底打破了延续数百年的世卿世禄体系。
第一批新法推行数年后，秦国治安明显好转，私斗绝迹、农耕增产，但也触动了旧贵族的核心利益。太子嬴驷带头触犯新法，商鞅没有选择妥协，而是依法对太子的两位师傅施以刑罚，公子虔被劓鼻、公孙贾被黥面，从此朝野上下无人再敢违抗新法。公元前350年，商鞅启动第二轮深度变法：废除沿用千年的井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将全国乡邑合并为三十一县，由国君直接任免官吏；统一度量衡，在咸阳修建新都，把秦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彻底整合到新的治理体系之中。
经过近二十年的深耕，秦国的面貌彻底被改写：原本涣散的民间力量被凝聚起来，粮食产量大幅攀升，军队成为纯粹的耕战之师，此后多次在与魏国的战争中收复河西失地，从被诸侯轻视的西陲弱国，一跃成为令六国忌惮的虎狼之国。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虽被反攻的旧贵族处以车裂之刑，但他推行的所有新法并未被废除，依然在秦国延续运行。正是这场彻底的变法，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筑牢了最坚实的国力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