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东吴吕蒙以“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的伪装，率精锐部队昼夜兼行渡过长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这场被后世称为“白衣渡江”的经典奇袭战，不仅改写了三国格局，更在文化语境中意外地与商人形象深度绑定，成为影响千年商业伦理的特殊符号。
一、军事欺诈：打破战争与商业的默契边界
在古代战争中，商人群体因其政治中立性享有特殊地位。他们穿梭于交战各方，运送粮食、兵器等战略物资，甚至在战场附近设立中立市场，成为战争经济的重要纽带。这种默契在《周礼》中已有体现：“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商人被视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关键角色。
吕蒙的战术创新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他将军队伪装成商队，利用商人身份作为掩护，使关羽沿江守军放松警惕。这种“以商载兵”的模式，本质上是对商人群体信任的滥用——当商船可能成为军事欺骗的工具时，交战各方对商人的防范必然升级。后世史家对此评价尖锐：“商船白衣本为和平贸易之象征，在此却成军事欺诈之工具，商人形象自此蒙尘。”
二、文化污名：从“中立者”到“不可信者”
“白衣渡江”后，商人群体在文化层面遭遇双重打击：
道德批判的转移：吕蒙虽因背刺盟友、违背军事伦理遭后世诟病，但其伪装商人的行为更被视为对商人群体的“连坐”。文人笔下，商人逐渐与“奸诈”“不可信”等标签绑定。例如，宋代《东坡志林》记载：“自吕蒙白衣渡江，市井之人皆以商贾为诡道”，反映商人形象在民间叙事中的恶化。
战争伦理的崩塌：儒家“义战”理念强调光明正大的交锋，而“白衣渡江”因涉及背叛盟友，被视为对战争底线的突破。这种批判进一步外溢至商人群体，导致商人被贴上“唯利是图”的标签。明代《三略汇编》直言：“兵者诡道，然以商贾之形行诡道，则商贾亦为诡道之属矣。”
三、历史真相：商人地位的制度性困境
尽管文化层面遭遇污名化，但商人地位的下降实为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重农抑商的制度传统：商鞅变法“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政策，确立了农业为本、商业为末的国策。汉代晁错更直言：“商贾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地位低下是制度性安排，与一场战役无关。
商业活动的持续性：三国时期，商业并未因“白衣渡江”衰落。诸葛亮治蜀时“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同时通过蜀锦贸易“获其饶足”；曹丕喜爱西域葡萄，吴晋之间更保持大量商业往来。孙休时期甚至出现“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浮船长江，贾作上下”的盛况，商人数量反较之前增加。
军事伪装的普遍性：吕蒙并非首个假扮商人的将领。春秋时期，荀吴“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南宋岳飞、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平保卫战中，均有类似战术运用。将商人地位下降归咎于单一战役，显然有失偏颇。
四、余波震荡：商人形象的现代启示
“白衣渡江”的文化影响远超其军事价值。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逻辑：当某一群体被符号化为“不可信”时，其社会评价可能脱离实际功能，陷入长期污名化。例如，明清时期晋商、徽商虽通过诚信经营重塑商人形象，但“无商不奸”的刻板印象仍根深蒂固。
在当代社会，这一历史教训依然具有警示意义。无论是商业竞争中的诚信建设，还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解读，都需警惕“标签化”思维。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吕蒙的评价：“虽事君亲，名污贼逆，然其策略奇出，可谓克己之才矣”——评价历史人物与群体，需回归具体语境，避免以偏概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