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白帝城托孤的烛火尚未熄灭，蜀汉政权已暗流涌动。作为刘备钦定的两大托孤重臣，诸葛亮与李严的关系从合作走向裂痕，最终在一封公开文书中达到剑拔弩张的顶点。这封收录于《三国志·蜀志·李严传》的《答李严书》，不仅是一封政治宣言，更是一面照见蜀汉权力格局的明镜。
一、裂痕初现：托孤格局下的权力暗战
刘备临终前以"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将蜀汉政权托付给诸葛亮与李严。这种看似平衡的安排实则暗藏玄机：诸葛亮以丞相身份总揽军政，李严则以中都护身份统内外军事，镇守永安。这种"双核模式"在刘备生前尚可维持，但随着诸葛亮主导"联吴抗曹"战略调整，李严的军事价值被边缘化。
建兴四年（226年），李严以密信形式向诸葛亮提出"开府辟召"的要求，试图建立独立权力体系。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同时建议诸葛亮接受九锡殊礼——这一自王莽以来便与篡位密切相关的政治符号。据《华阳国志》记载，李严此举实为试探诸葛亮是否存有异志，若诸葛亮接受，便可借"清君侧"之名夺权。
二、文锋含威：公开文书中的政治智慧
面对李严的试探，诸葛亮选择以公开发布正式公文的形式回应，其全文通过"十命可受"的典故运用与"妾无副服"的自述，构建起严密的政治逻辑：
道德制高点：开篇即以"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的谦辞，将自身定位为"受恩者"而非"掌权者"。这种姿态既符合儒家"克己复礼"的传统，又暗讽李严的争权行径。
战略威慑：核心段落"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堪称政治语言的典范。诸葛亮创造性地提出"十命"概念，将九锡作为阶段性目标，而将最终理想定位于"兴复汉室"。这种表述既拒绝当下加九锡的诱惑，又为未来可能的政治奖励预留空间。
清廉自证：结尾"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的细节，构成诸葛亮清廉形象的重要佐证。据《北堂书钞》考证，"八十万斛"或为"八千斛"之误，但即便按八千斛计算，诸葛亮年俸折合现代货币仍达数百万，而其"蓄财无余"的表述，凸显其将个人财富转化为军需的奉献精神。
三、权力博弈：托孤体制的必然结局
这封文书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蜀汉"双核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诸葛亮通过公开回应的方式，将私人争权转化为政治原则之争：
制度性压制：选择公开发布而非私下密议，既维护了蜀汉政权内部团结，又避免陷入"密室政治"的猜忌漩涡。这种处理方式符合其"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的执政理念。
战略捆绑：将个人政治待遇与"灭魏斩叡"的战略目标绑定，使李严的争权行为与国家利益形成对立。这种表述既遏制了蜀汉内部的权力分化倾向，又为后续北伐战争凝聚共识。
历史隐喻："十命"概念的提出，暗合《尚书·舜典》中"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的礼制传统。诸葛亮通过重构政治符号体系，将自身行为纳入"天命所归"的叙事框架，为未来可能的政治变革预留解释空间。
四、历史回响：忠诚与权谋的永恒辩题
这封文书的流传过程本身即是一部权力解读史。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时，将其与《答李严（劝受九锡）书》合并，形成现存文本；清代学者李渔评其"辞锋含威而不失雅量"，现代研究则聚焦于"十命"概念的政治隐喻。
当李严在建兴九年（231年）因"督运军粮不力"被贬为平民时，这封文书中的政治预言已然成真。诸葛亮以法治国的铁腕手段，与其在文书中展现的道德形象形成鲜明对照，恰如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亮之为治，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这封穿越千年的政治文书，最终定格为一个永恒的命题：在权力漩涡中，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忠诚与权谋？诸葛亮的答案，或许就藏在那句"妾无副服"的朴素自白中——当个人私欲让位于国家大义时，所有的政治博弈都将升华为历史的精神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