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统治时期犹如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被后世许多人认为是明朝走向灭亡的重要起点，甚至有“明朝亡于万历”的说法。那么，万历皇帝究竟做了哪些事，让明朝在他统治期间埋下了灭亡的祸根呢？
怠政之殇：中枢瘫痪，政令难行
万历皇帝在位长达48年，前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明朝一度出现“万历中兴”的繁荣景象。然而，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万历皇帝逐渐表现出怠政的倾向。从万历十四年开始，他因立储问题与文官集团产生严重分歧，竟以消极对抗的方式，开启了长达近三十年的不上朝历史。
在这漫长的怠政期间，朝廷的行政机构几近瘫痪。大量关键岗位长期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据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按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大臣们多次请求补充官员，却得不到万历的回应。叶向高担任首辅时，太子八年没有老师讲学，他屡次上书请求择名师，万历一概不理。经过叶向高力争，开展了考试选拔人才，请求万历任命，前后上书几十封，过了两年，任命书仍未下达。吏部尚书赵焕上书请求辞职，得不到回音，自行离职后，万历虽又把他请回来，但对其开展工作的请求依旧石沉大海。
这种怠政行为导致国家机器运转不灵，政令不通。朝廷官员各自为政，权力斗争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治理能力。许多国事因无法及时决断而延误，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党争之祸：内耗不断，国力衰微
万历时期的党争现象加剧，是明朝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立储问题引发的“国本之争”，成为党争的导火索。万历皇帝想要废长立幼，册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而文官集团坚决维护嫡长子继承制，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双方僵持不下，这场争论持续了近三十年，期间四任内阁首辅被迫致仕，100多名大小官员遭到贬官流放。
随着国本之争的持续发酵，群臣纷纷上书表达自己的政见，各种言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不少人借机大做文章，捞取政治资本。文官集团内部迅速分裂，先是以地域为纽带结成政治联盟，形成了宣党、齐党、秦党、浙党和楚党等派系。与此同时，各个地方的书院也开始抨击朝政，谈论时局，又以政见为纽带形成了新的派系，其中实力最强、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东林党。各个党派之间为了争夺最高政治话语权，开始互相攻伐，内斗不休。
党争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还使得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政策难以推行。官员们将精力都放在了党派斗争上，而无暇顾及国家的治理和发展。这种内耗不断削弱了明朝的国力，使其在面对外部威胁和内部危机时更加无力应对。
敛财之弊：民怨沸腾，社会动荡
万历皇帝是一个极其贪财又能挥霍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想尽办法敛财，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引发了民怨沸腾。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万历皇帝派遣大批太监到各地设立矿监、税监敛财。这些太监们仗着皇权，肆意妄为。他们不会采矿，却采取包采制，将任务摊派给地方官和当地大户，最终层层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所谓开矿，成了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同时，征税太监们也在各地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他们在长江流域等商贸繁荣地区设置重重关卡，重征迭税。据统计，十年间收税太监们贪污的金额巨大，而真正上交国家的却寥寥无几。
万历皇帝的敛财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百姓们不堪重负，纷纷起来反抗，各地爆发了大量的民变和农民起义。这些社会动荡进一步削弱了明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进程。
军事之困：边疆危机，无力回天
万历时期，明朝在军事上面临着诸多挑战，而万历皇帝的决策失误和军事制度的僵化，使得明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在辽东地区，明朝与后金（清朝的前身）的冲突逐渐加剧。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1618年以“七大恨”誓师反明。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决定性转折点，明军四路大军在指挥混乱、轻敌冒进中被后金各个击破，精锐损失惨重，自此辽东战略主动权易手。此后，明朝在辽东战事中屡屡失利，尽管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却始终无法扭转局势。
明朝的卫所制度逐渐僵化，军队士气低落，战斗力不足。加之军事指挥官多由文官担任，实战经验不足，导致明军在对外战争中处于劣势。万历皇帝虽然发动了“三大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朝的尊严，但也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使得明朝国力进一步衰弱。面对后金的不断侵扰，明朝逐渐陷入了无力回天的困境。
万历皇帝的怠政、引发的党争、敛财行为以及军事上的困境，共同作用使得明朝在他统治期间逐渐走向衰落。虽然明朝的灭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万历时期的统治风格和决策无疑对加速这些问题的积累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朝亡于万历”这一说法，虽有些绝对，但却深刻地反映了万历皇帝统治时期对明朝灭亡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