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动荡时代，广陵射阳（今江苏盐城）走出了一位以笔为剑的文学巨匠——陈琳。作为“建安七子”中极具政治洞察力的代表人物，他以《为袁绍檄豫州文》震慑曹操，以《饮马长城窟行》反映民生疾苦，其人生轨迹与文学成就共同勾勒出建安文学“慷慨任气”的精神内核。
一、从何进幕府到袁绍帐下：乱世文人的政治抉择
陈琳初为地方官吏，汉灵帝末年（189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面对何进欲引边将入京诛宦的昏招，他以“掩目捕雀”的典故力谏：“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威顺而人心服矣。若违此素，则万事休矣！”这段载于《三国志》的谏言，展现了他对政治局势的精准判断。何进不听劝谏，终致董卓乱京，陈琳被迫流亡冀州，投入袁绍幕府。
在袁绍阵营中，陈琳掌管军国文书，其军事赋作《武军赋》以“曜天火于原野，燎三光于四垂”的磅礴气势，再现官渡之战的壮阔场景。建安五年（200年），他执笔《为袁绍檄豫州文》，以“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痛斥曹操，甚至将其祖父曹腾骂作“刑馀之丑类”。这篇檄文传至曹操案头时，正患头风的曹操惊出一身冷汗，竟致“翕然而起”，足见其文字锋芒之锐利。
二、归曹后的文学新境：从檄文圣手到建安文宗
官渡之战后，陈琳被曹军俘获。曹操面对这位曾将自己骂得体无完肤的文人，展现出政治家的胸襟：“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机智应答，不仅保住性命，更获任司空军师祭酒，与阮瑀共掌记室。其起草的军国文书“典章制度，多琳所造”，曹操甚至感叹“吾披览众籍，群言繁乱，非吾心虑所解”，唯独对陈琳之作“不能增损一字”。
在曹魏阵营中，陈琳的创作转向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其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以对话体叙事，通过筑城役夫与妻子的诀别，揭露“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的社会现实。这种继承乐府传统的创作，被《文心雕龙》评价为“雅容以述情，微辞以讽旨”，对魏晋六朝诗歌产生深远影响。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他随曹操南征东吴，途经云梦泽时创作的《神女赋》，以“华容婀娜，令我忘餐”的绮丽笔触，开创建安文学“以情纬文”的新范式。
三、建安风骨的永恒印记：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见证
陈琳的文学成就，在“建安七子”中独树一帜。他既能以檄文展现“笔落惊风雨”的锋芒，又能以乐府诗传递“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其作品被《隋书·经籍志》收录十卷，明代张溥辑《陈记室集》时，特别收录《为曹洪与魏文帝书》等佚作，展现其文风的多样性。唐代诗人温庭筠曾专程至盐城大纵湖畔凭吊陈琳墓，留下“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的千古名句，毛泽东更手书此诗置于书房，彰显对其文学价值的认可。
作为盐城最早的文化名人，陈琳的墓葬遗址至今保存于大纵湖畔。这座承载着“建安风骨”的精神地标，与《饮马长城窟行》的悲怆、《为袁绍檄豫州文》的激昂共同构成三国文学的独特记忆。当后世读者吟诵“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时，仍能感受到那位乱世文人笔尖流淌的苍生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