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曹操在乱世中崛起，最终奠定曹魏基业。若论曹魏政权的第一功臣，荀彧常被视为不二人选——他以“王佐之才”为曹操规划战略蓝图，迎汉献帝、定兖州、平冀州，堪称曹魏政权的“总设计师”。然而，若将目光从荀彧身上移开，聚焦于曹魏集团的核心谋士群体，荀攸的功绩与地位便愈发凸显。他不仅是曹操口中“智计百出、功勋卓著”的“谋主”，更是曹魏政权从军事胜利到制度构建的关键推手。
一、军事谋略：奠定曹魏统一北方的基石
荀攸的军事才能，在曹魏集团中堪称独步。他出身颍川荀氏，自幼聪慧过人，早年因谋诛董卓入狱，后被曹操征为军师。其军事贡献可概括为“三战定乾坤”：
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围攻吕布于下邳，久攻不下。荀攸献计“决泗、沂水灌城”，利用徐州水系淹没下邳，最终活捉吕布，彻底消灭了盘踞徐州的割据势力。此战不仅解除了曹操东顾之忧，更使其控制区扩展至黄河以南，为后续统一北方奠定基础。
建安五年（200年），袁绍率十万大军南下，曹操兵力不足其半。荀攸提出“声东击西”之策：先佯攻延津，诱使袁绍分兵，再以精锐突袭白马，斩杀袁绍大将颜良；随后故技重施，在延津南设伏，再斩文丑。两战连捷，极大削弱了袁绍军威，为官渡决战赢得战略主动。
官渡决战：奇袭乌巢，扭转乾坤
当曹操因粮草将尽萌生退意时，荀攸与贾诩力劝坚持，并建议接纳袁绍谋士许攸的投诚。随后，荀攸亲自参与制定奇袭乌巢的计划，率精锐焚毁袁绍粮草，导致袁军崩溃。此战直接决定了北方归属，曹操从此成为中原最强势力。
曹操对荀攸的军事才能极为推崇，曾言：“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余年，无毫毛可伐者。”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论功行赏，荀攸位列第二，仅次于荀彧，足见其地位。
二、战略眼光：从军事胜利到制度构建的延伸
荀攸的贡献不仅限于战场，更体现在对曹魏政权的长远规划上。他通过一系列战略举措，将军事胜利转化为制度优势，为曹魏的统治合法性注入内核：
抑制豪强，强化集权
曹操统一北方后，面临豪强割据的隐患。荀攸建议曹操推行“屯田制”，将无主土地收归国有，招募流民屯垦，既解决了军粮问题，又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土地控制权。同时，他主张“唯才是举”，打破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晋升通道，这一政策被曹丕发展为“九品中正制”，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要支柱。
平衡宗室与士族，维护政权稳定
曹丕继位后，为巩固统治，试图平衡宗室与士族的力量。荀攸虽为士族代表，却深谙制衡之道。他建议曹丕重用曹真、曹休等宗室将领，同时提拔陈群、司马懿等士族精英，形成“宗室掌军、士族治政”的格局。这种安排虽未能彻底避免后续权力斗争，但在荀攸在世时，确实维护了曹魏政权的稳定。
推动法律改革，奠定法治基础
荀攸精通法律，曾参与修订《魏律》。他主张“法不阿贵”，对宗室与士族一视同仁，这一原则在曹魏政权中得以延续，为后世法治建设提供了范本。
三、人格魅力：低调谦逊中的政治智慧
荀攸的功绩之所以常被低估，与其低调谦逊的性格密不可分。他深谙“功高不震主”的生存之道，在曹操面前始终保持谨慎：
不争功名：官渡之战后，荀攸将首功让于许攸，自己仅受封陵树亭侯，食邑三百户，远低于荀彧的万岁亭侯。
善处人际关系：他与郭嘉、贾诩等谋士相处融洽，从未因战略分歧产生内耗，这种团结为曹魏集团提供了稳定的决策环境。
临终保密：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病逝前，将所有军事机密付之一炬，确保曹操的军事部署不被泄露。这种忠诚与职业操守，深受曹操敬重。
曹操曾感叹：“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这种评价，既是对荀攸人格的赞美，也是对其政治智慧的认可。
四、历史定位：被低估的曹魏第一功臣
相较于荀彧的“战略总设计师”角色，荀攸更像是曹魏政权的“执行总监”——他将荀彧的宏观规划转化为具体战术，通过一场场战役的胜利与一项项制度的构建，将曹魏从地方军阀推向全国性政权。若以“功绩的不可替代性”为标准衡量，荀攸的贡献甚至超越郭嘉、贾诩等名士：
郭嘉：擅长奇谋，但早逝，未参与曹魏中后期的制度建设。
贾诩：精于人心算计，但多以自保为先，缺乏对政权的长远规划。
司马懿：虽后期权倾朝野，但其功绩多属曹魏衰落期的补救，且最终篡位，难以被视为“功臣”。
荀攸则不同：他既是曹操最信任的谋主，又是曹魏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既以军事胜利奠定疆域，又以政治智慧维护稳定。他的存在，确保了曹魏政权在曹操去世后仍能延续四十六年，直至被司马氏篡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