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东周第20代君主周威烈王姬午在洛邑王廷颁布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诏令：正式册封晋国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这一决定不仅将春秋时代推向终结，更以“三家分晋”为标志，拉开了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序幕。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主动打破宗法制度、册封异姓大夫为诸侯的周天子，姬午的统治既是周王室衰微的缩影，也是礼崩乐坏时代来临的序章。
一、权力真空中的“共主”：周王室的最后体面
姬午继位时，周王室已沦为诸侯博弈的棋子。其父周考王在位期间，周室分裂为东周（都巩邑）与西周（都王城）两公国，分别依附韩、魏两国。姬午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则政令不出洛阳百里，连祭祀太庙的牺牲都需向郑国赊借。据《史记》记载，他继位之初曾试图复刻先祖“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荣光，暗中联络鲁国三桓制衡晋国六卿，却被智伯截获密信。晋国使者当庭斥责周王室“干预诸侯内政”，姬午只能以“兴灭继绝”的古礼辩解，换来的却是晋使轻蔑的讪笑。
这种王权崩塌的屈辱，在公元前403年的洛邑深秋达到顶点。面对韩、赵、魏三家以家臣之身逼天子承认诸侯身份的僭越之举，姬午的选择充满无奈：若拒绝册封，周王室连仅存的“共主”虚名都难以维系；若承认三家，则意味着公然背叛周礼。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当魏国使者捧着册命文书返回安邑时，魏文侯魏斯在都城东门搭建三丈高的“受封台”，以天子规格的《大武》乐章庆贺，而姬午只能在丹陛上望着三卿佩刀折射的寒光，默许这场礼制崩坏的狂欢。
二、三家分晋：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止损
姬午的册封决定，实则是周王室在权力真空中的最后挣扎。春秋末期，晋国六卿内斗愈演愈烈，韩、赵、魏三家于公元前453年灭智氏后，已实际掌控晋国大部分领土。晋哀公与周定王对三家僭越行为保持沉默，使得韩、赵、魏以“未获认可”的形式强盛了近五十年。当三家使者于公元前403年赴洛邑要求正式册封时，姬午面临两难：若以武力镇压，周王室仅有的几千军队根本不是三家联军的对手；若承认三家，则需承受“礼崩乐坏”的历史骂名。
从现实利益考量，姬午的选择充满政治智慧。通过册封，他至少获得了三家的表面尊崇：魏文侯在受封后仍维持对周王室的朝贡，赵烈侯整顿吏治时也未彻底否定周礼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这道王命为周王室换来了近百年的苟延残喘。在姬午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周王室虽屡遭诸侯欺凌，却始终以洛邑为据点延续国祚，甚至在周显王时期短暂迎来“诸侯来朝”的回光返照。这种脆弱的存续，恰是对姬午政治手腕的微妙注脚：他用一道打破常规的王命，为日薄西山的周室争取了最后的生存空间。
三、礼崩乐坏：从“天下共主”到“诸侯附庸”
姬午的册封决定，彻底摧毁了周礼的根基。按照宗法制度，“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秩序不可逾越，而韩、赵、魏三家作为晋国卿大夫，竟通过武装政变和天子册封摇身变为诸侯，这种“下克上”的行为引发连锁反应：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获得周安王承认；公元前367年，东周分裂为“东周”“西周”两公国；至公元前256年，周赧王被秦昭襄王迁往咸阳，周室彻底灭亡。
战国七雄的崛起，标志着周天子“尊王攘夷”的权威彻底崩塌。姬午去世后，燕、楚、魏、赵、韩、齐、秦纷纷称王，不复春秋五霸“尊王”之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斥：“威烈王假虚名以授篡臣，周室之亡自此始。”清代学者王夫之更直言：“名器尽失，天下无复有周矣。”然而，若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姬午的册封决定恰是时代变革的必然：当诸侯国通过变法改革（如魏国李悝变法、秦国商鞅变法）实现中央集权时，周王室仍固守分封制，其衰亡已成定局。
四、历史余响：在妥协中延续的文明火种
姬午的统治，为后世提供了关于权力、制度与变革的深刻启示。他的册封决定虽加速了周王室的衰落，却客观上推动了官僚集权制的兴起——韩、赵、魏三国通过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郡县体系，为秦汉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周室衰微催生了“大一统”思想的萌芽，《公羊传》提出“王者无外”，法家倡导“中央集权”，儒家呼吁“仁政”，道家批判“礼法”，思想碰撞空前激烈。
在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威烈王二十二年作鼎”的铭文。这件青铜器上的斑驳锈迹，仿佛在诉说着那位在权力真空中小心斡旋的天子的无奈：他既非昏君，亦非明主，只是一个在时代巨轮下竭力维系周室体面的守夜人。当战国七雄的铁蹄踏碎中原时，后人回望姬午的一生，会发现他既是宗法制度的背叛者，也是周王室最无奈的见证者——他的妥协，让周礼的余晖多照耀了半个世纪，也让华夏文明在礼崩乐坏中孕育出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