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1482-1548），字公谨，号桂洲，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人，出身于军籍家庭。其父夏鼎曾任临清知州，虽家境不显，却以“官至尚书可脱军籍”的期许激励夏言勤学。少年夏言随父宦游，习得一口标准官话，避免了方言在朝堂辩论中的劣势。1517年，35岁的夏言考中进士，初授行人司行人，负责传递诏令、接待藩王。他凭借“文笔犀利、办事稳妥”的特质，在琐碎差事中崭露头角，后升任兵科给事中，开启直言进谏的仕途。
夏言的崛起与“大礼议”事件紧密相连。1521年，明世宗朱厚熜继位后，欲追封生父兴献王为帝，引发朝堂激烈争论。夏言敏锐捕捉到皇帝心意，上疏支持“分祭天地”，并提议皇帝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以示天人感应。此举与嘉靖帝推崇道教的治国理念高度契合，夏言由此获得圣宠，仕途平步青云：1530年升礼部左侍郎，1531年代礼部尚书，1536年以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入阁，1539年成为内阁首辅，创下“一年三迁”的升迁纪录。
治世能臣：内阁改革与边疆经略
作为内阁首辅，夏言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与改革魄力：
制度革新：他完善内阁职能，削弱宦官势力，规定“奏章必经内阁票拟”，恢复孝宗时期“四品以上官员履历季呈”制度，强化官员考核。
经济整顿：针对皇庄侵占民田问题，夏言力主“还田于民”，清查勋戚庄田，仅在嘉靖初年就夺回被侵占土地数万顷，缓解社会矛盾。
边防巩固：他支持陕西总督曾铣收复河套的计划，筹措军费、整顿边军，使蒙古骑兵南侵频率大幅下降。嘉靖十八年（1539年），夏言因功加封“上柱国”衔，成为明朝唯一获此殊荣的文臣。
夏言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严嵩等权臣暗中阻挠，嘉靖帝对边疆战事的耐心逐渐消磨，为夏言的悲剧埋下伏笔。
权斗漩涡：从圣眷正浓到三逐三还
夏言的性格特质决定了其政治命运。他“豪迈强直，不避权贵”，却也“骄奢倨傲，刚愎自用”：
与张璁之争：夏言弹劾首辅张璁“专权跋扈”，虽获嘉靖支持，但埋下朝臣内斗的隐患。
与严嵩交恶：严嵩通过“青词外交”逐步取宠，而夏言因拒绝佩戴嘉靖所赐香叶冠、怠慢内侍等行为失宠。1542年，夏言首次被罢官，后因边疆告急复职，却已无力遏制严嵩势力。
三逐三还的戏剧性：夏言在1542年、1545年、1547年三次被罢官，又三次因战事复起，成为嘉靖朝权力游戏的“救火队员”。这种反复折损了他的政治威望，也加剧了朝堂分裂。
河套悲歌：忠臣末路与历史审判
1547年，曾铣提出《复河套疏》，夏言全力支持，主张“以战止战”。然而，严嵩趁机诬陷二人“结交内侍、图谋不轨”，并伪造证据指控夏言“受贿万金”。嘉靖帝虽知夏言清廉，但对其“骄横”早已不满，最终下令将夏言斩首于西市。临刑前，夏言仰天长叹：“吾以忠直获罪，死何足惜！”
夏言之死引发朝野震动。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为其平反，追谥“文愍”，肯定其“忠直敢言、功在社稷”。后世史家评价夏言：“才可济时，而性刚不协，终为奸所陷。”他提拔的徐阶继承其改革遗志，最终扳倒严嵩，完成政治接力。
历史镜鉴：制度困境与人性悖论
夏言的悲剧折射出明朝中后期政治生态的深层矛盾：
皇权专制下的臣子命运：嘉靖帝通过“制衡术”驾驭群臣，夏言的升降实为皇帝巩固权力的工具。
改革者的两难选择：夏言既需迎合皇权推动改革，又因坚持原则得罪权贵，最终沦为制度牺牲品。
道德与权谋的撕裂：夏言“不拉帮结派”的清高，在党争环境中反而成为致命弱点；严嵩的“媚上欺下”虽遭唾弃，却更适应腐败的官场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