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史之乱撕裂盛唐天下的动荡年代，张镐与李白的交往超越了普通士人的交游范畴，成为中唐政治漩涡中知识分子理想与现实碰撞的缩影。两人虽出身迥异、仕途殊途，却因对家国的共同忧思与个人命运的跌宕交织，在历史长卷中留下了一段惺惺相惜的传奇。
一、仕途歧路：张镐的庙堂担当与李白的江湖失意
张镐与李白的政治轨迹，恰似盛唐余晖下的两条平行线，因安史之乱骤然交汇。
张镐：从寒门书生到帝国柱石
张镐出身汲郡张氏，师从史学家吴兢，以“直谏敢言”闻名。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扈从唐玄宗入蜀，旋即投奔唐肃宗，以谏议大夫之职力主收复两京。至德二年（757年），张镐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身份拜相，成为平叛核心人物。他力主肃清河北叛军，更因预判史思明诈降而遭宦官集团排挤，终罢相为荆州长史；
史载张镐任河南节度使时，曾率部收复洛阳，获封南阳郡公。其军事才能与政治远见，在《旧唐书》中获“国器”之誉，堪称肃宗朝中流砥柱。
李白：从翰林供奉到流放罪臣
李白自天宝元年（742年）入长安为翰林供奉，却因“赐金放还”远离权力中枢。安史之乱中，他误判形势投效永王李璘，写下《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直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不料永王旋即兵败，李白以“附逆”罪下狱浔阳；
乾元元年（758年），李白被判长流夜郎，途经江夏时恰逢张镐罢相赴荆州。两人虽同处逆境，却因家国情怀与诗酒风流结下深厚情谊。
二、诗酒唱和：乱世中的精神共鸣与生死托付
张镐与李白的交往，既有诗酒风流的文人雅趣，更暗含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相互救赎。
《赠张相镐二首》：乱世中的自荐与托付
李白在浔阳狱中闻知张镐主政荆楚，写下《赠张相镐二首》，以“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自比张良，直言“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既表达投效平叛之志，亦暗含对自身命运的悲叹；
诗中“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之句，与张镐“提剑跨骑挥鬼雨”的军事作风形成呼应，可见李白对张镐的信任已超越普通士人交游。
罗衣赠诗：乱世中的生死之谊
张镐罢相后，仍托太府丞王昔为李白送去“锦绣段”二匹。李白以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作答，既叹友人“惭君锦绣段，赠我慰相思”之深情，亦暗含“鸿鹄复矫翼，凤凰忆故池”的归隐之思；
学者考证，李白流放夜郎期间，张镐曾多方奔走营救，虽因朝局掣肘未果，但其情谊已超越权谋算计，成为李白暮年“醉起挥毫对明月”的精神寄托。
三、命运共振：从同病相怜到文化符号的共生
张镐与李白的命运轨迹，在时代洪流中形成微妙共振，最终升华为中唐文化的精神符号。
同病相怜：被放逐的士人理想
宝应元年（762年），李白遇赦归江夏，而张镐因“嗣岐王李珍谋逆案”再遭贬谪。两人虽未再聚，但李白在《早发白帝城》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豁达，与张镐在荆州“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孤寂，共同折射出中唐士人理想破灭后的精神困境；
广德二年（764年），张镐病逝于抚州刺史任上，而李白亦于同年病逝于当涂。两人虽未同生，却以“同死”的宿命感，为盛唐气象的终结写下悲怆注脚。
文化共生：从个体情谊到集体记忆
后世将张镐与李白的交往升华为“士人风骨”的象征。如《唐才子传》记载李白“与张镐、杜甫为忘年交”，强调其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契合；
在文化记忆中，张镐的“庙堂担当”与李白的“江湖疏狂”形成互补，成为解读中唐文化转型的双重密码。例如，宋代文人常以“张镐之忠”与“李白之狂”对比，探讨儒家济世精神与道家自由思想的碰撞。
四、历史镜像：权力场域中的士人抉择
张镐与李白的交往，本质是唐代士人在权力场域中的生存策略与精神突围。
入世与出世：知识分子的双重困境
张镐以“直谏”闻名，却因触怒宦官集团而遭罢黜，其命运印证了唐代中后期“清流”与“浊流”的激烈博弈；
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背后，实则是对科举入仕无门的愤懑。其与张镐的交往，既是对庙堂权力的某种妥协，亦是对自我理想的最后坚守。
权力网络中的个体叙事
张镐虽为宰相，却因缺乏宦官集团支持而难有作为；李白虽名满天下，却始终未能进入权力核心。两人的命运悲剧，揭示了唐代中后期“门阀政治”对个体命运的碾压；
值得注意的是，张镐在平叛中重用杜甫、高适等诗人，而李白亦通过诗歌为张镐“造势”，这种“以文辅政”的模式，成为中唐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