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想知道明朝末期的时候极力维护官方的史学话语权，效果如何?这么说吧，从万历晚期到天启崇祯时期，明代的私史生态较前一阶段又有新的变化。在出版业发达和市民阅读需求的背景下，一些诸生和草野之士加入到私史群体中，其中还包括一些书商，他们推动了明代史学向底层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批良莠不齐的史作。
从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因书入狱至崇祯时期，明人因私撰当代史而获罪的情况渐多，明廷在极力维护官方的史学话语权，这就为私史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抄撮成书或转录因袭之作较多。就此时期明当代史的撰述情况来看，虽然延续了嘉隆万以来的发展势头，但整体上稍有逊色。本节拟从史禁与私史主题变化两个方面对此时期的私史生态进行简要分析。
明廷的史禁
万历三十年(1602)，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劾李贽，称《藏书》《焚书》等书，惑乱人心，神宗以李贽“惑世诬民”将其投入大狱。这次史禁的结果不仅将李贽之书尽行烧毁，而且使得李贽本人死于狱中。至天启年间，由于国家斗争的复杂与激烈，史禁活动愈加频繁，规模愈大。
天启五年(1625)，杨所修等请改正“三案”，私史之禁逐渐展开。随后，在《三朝要典》即将纂修之际，熹宗颁布谕旨，凡与“三案”相连事件，禁止私家撰著，“其传记、小说便着礼部与各抚按严加禁止”。如此，未经官方许可的编刻行为即被定为妖言惑众之罪，则是“自用自专”之外又添史禁之罪名。
天启六年(1626)四月，以《三朝要典》完成，依给事中虞廷陛所请，明朝又禁行《天鉴录》《点将录》《初终录》《同志录》等私修史书，并严谕：“今后凡系此等私书一见即为焚毁，毋得抄传谈说，涵乱是非，有不遵的著辑事衙门访拿治罪。”八月，广西副使曹学俭私撰《野史纪略》被毁版，本人削籍，曾举荐过他的广西巡按御史也受其牵连，被贬为闲职。
天启五年(1625)，时为河北保定推官的江西丰城人杨维休直书挺击、红丸、移宫事，成《泰昌日录》二卷，此书立刻引起了阉党的愤恨。霍维华上疏称：“草莽一介，何从记注朝廷起居，且刺及宫廷之隐微，中间语意闪烁，称述舛错，非潜授意指以欺人，则揣合嘲笑而献媚耳，真无忌惮之小人。岂非圣世衣寇之玷哉。”熹宗下令提问，并毁其书，杨维休获悉后喝药自杀。
同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上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天启时期的一系列史禁可见明朝对私修国史问题的态度已经大为收紧，加上斗争的激烈，私修国史的风险大为增加。
崇祯时，太学生许崇熙私撰《五朝注略》，以其与倪元璐相交，被温体仁利用参劾，无端卷入上层权力斗争，许氏被革去衣巾，书板追毁。如杨艳秋所言：“相对于清代的秋茶密网，明代的这些史禁似乎还属宽容，但是这种现象已经说明政权对史学的控制的极端强化。”天启、崇祯时期的一系列史禁极大地压缩了私家史学的生存发展环境，使这时期的史学面貌与隆万时期相比逊色许多。
私史主题的变化
嘉靖时期，明人修撰当代史主要是开国史与九朝史，开国史如吴朴的《龙飞纪略》、陈建《皇明启运录》等，九朝史即洪武至正德朝，如陈建《皇明资治通纪》、高岱《皇明鸿猷录》等。到万历时期，撰写嘉靖、隆庆两朝史书成为私史创作的重点，如范守己《肃皇外史》、支大纶《世穆两朝编年》等。
可以说，书写前一朝的历史是明人当代史书写的一大特点。待到天崇时期，主要是书写万历以来的当代史，而这段时期朝中党争渐兴，加上泰昌至崇祯时“三案”反覆，故而此时期关于党争与“三案”成为私家著述的重要主题。
天启时期，随着阉党掌权，出现了一批打击东林党的党录书目。据各类史书记载，当时流传的“党录”大致有二十余种。而到崇祯时，由于官僚队伍的思维定势惯性，党争仍在继续，关于东林党等万历以来有关事实的辩白仍是重要题材，如杨坤等辑《东林同难录》、吴应箕《熹朝忠节死臣列传》、吴应冥《东林本末》等。
除了斗争的激烈所带来的私史撰述的变化，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思潮原因，即经世致用思潮的浓重，私史著作开始了经世转向。明代的经世致用思潮，兴起于嘉靖时代，晚明之时愈加勃发。万历中期以来，由于神宗贪财好货，朝中党争不断，边地战争连连。
一部分知识分子已敏锐地察觉到了时局之迫，修史便成为了他们重要的经世方式。万历中期以来，冯应京《经世实用编》、张燧《经世挈要》等书相继问世。讲求经济的陈仁锡著《皇明经济文辑》、《皇明世法录》以求于国有益。茅瑞征著《东夷考略》阐述边防策略。明末陈子龙等人编辑出版《明经世文编》，则把实学经世的思潮推到了高潮。
在这种社会背景与私史撰述变化中，杨廷和已然是书中的前朝人物，不再是时人关注的重点，激烈的斗争与国家存亡之秋是时人更为关心的问题。即使提及议礼之事，不过略及诸臣犯颜直谏的士气，如朱国祯《皇明史概》言：“三杨(杨最、杨爵、杨继盛)烈矣，然又有编修杨名、给事中杨允绳、杨言乎，六杨之疏皆可传诵，而蜀居其二，盖新都父子之所倡也。”
又如黄道周《救钱龙锡疏》中言：“旧史称台省诸臣自刘瑾摧折，而后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礼议起，百僚廷争，不避鼎镬，虽人无灼见，而梗顿挫各自可观，未有一往莫违，大小收声，共托默容，至于今日者也。”显然，在当时的形势下，杨氏功过与议礼是非已没有再议的必要，时人不过是出于当时士风不振而略称议礼直言之气节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