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一带，河北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於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
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胡化，泛指汉族人或者汉族政权由于长期受到异族的影响而在姓氏称呼、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生产模式、风俗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与异族趋同的现象。
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河北之所以成为安禄山南下发动叛乱的起点，是因为它在地理上占据优势。由于河北远离长安，因此节度使可以不受干扰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河北比关中更靠近唐朝的主要粮产区。虽然它不具备关中那样的防御力量，但是，如果想要攻打洛阳以及江淮，河北在进军路线上可谓是畅通无阻。
在数个世纪之后，河北终于取代关中成为各个王朝建都的所在地，北京也随之取代了西安，这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兹不赘述。就安禄山叛乱的这段史事来看，上述转变过程并没有完成，因为关中仍旧是关键的战略要地，只是西北作为主要粮产区的地位下降了，在供给上存在困难。不过，安禄山的企图对于后面的历史发展而言，已经成为一个预兆。
叛乱为何会从河北发生，就当时的历史形势而言，还有着其他更重要的因素。虽然有关安禄山的神话传说把他的出生地放在了东北边地，这一点尚未证实是无误的，但是，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在内。安禄山来到这个地方完全是偶然的，不过，他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根据地却绝非偶然。
恰恰相反，有许多迹象表明，是河北利用了安禄山。从安禄山的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东北边地的民众在面对他们在长安的统治者时，找到了一个凝聚他们旧日渴望的中心，以及承载他们独立意志的代表。他们对于安禄山的这种情感，在安禄山死后，便通过对他的宗教膜拜以及有关他的神话故事表现出来，而从后者当中，我们也获得了一些被扭曲过的信息片段。
由于唐朝政府害怕把军事力量交到河北人手中，因此自开国以来就没有在河北设立折冲府。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不过，河北地区的折冲府也确实从未超出过四十六个，这其中还包括怀州南部的八个折冲府在内，而怀州更倾向于是在东都的管辖范围之内。这种状况与河东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河东道由于是唐朝的龙兴之地，共拥有折冲府163个，在数量上仅次于关中地区。
当然，这也符合一般原则，即府兵多集中于近京地区。但是，即使是与北部及西北地区的情况相比，这个地方的防御也无疑是被唐朝忽略的，以至于到7世纪的后二十年间，游牧部落的骑兵有好几次都可以很快地深入这个地带。终于到696年至698年，契丹与突厥前后相继，对这里大举入寇。
696年至698年外族入侵时的情形，也更加有趣地阐明了河北当时的形势以及它与中央的关系。无论是出于真诚的合作，还是因为害怕而放弃了抵抗，河北的一些军镇都很乖顺地投降了入寇者。甚至他们当中还有些人积极地配合入寇者的行动。契丹后来撤退，更大的原因是突厥在他们的后方进行侵扰，而并非是出于唐军自身的努力。
契丹撤退之后，担任唐军大总管的是武则天家族的一位成员，也就是河内王武懿宗，他对待那些投降契丹者，手段极为残酷。当洛阳朝廷议及此事时，有人认为是叛国者罪有应得，但是也有人认为，武懿宗此举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作为统帅的失职。河北落到这样的结果，为以后爆发类似于农民叛乱的事件提供了客观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