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秦国国君秦孝公去世，曾辅佐他成就霸业的商鞅遭到旧贵族势力的疯狂反扑。年轻的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连夜出逃。路过一家旅舍想要投宿时，店主不知他是谁，照章办事地说：“商君之法，留宿客人没有凭证，店家要受连坐之罪。没有凭证，我不敢留你。”
商鞅愣住了。他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变法家之一，亲手为秦国制定了严苛的法制体系。现在这套严谨高效的国家机器，转过头来对准了他自己。
他仰天长叹，发出那句千古流传的感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他没想到自己制定的“连坐法”，最终砸了自己头上。
商鞅，卫国贵族出身，又称卫鞅或公孙鞅。公元前361年，当弱小的西陲之国还在被东方六国轻视时，年轻的商鞅怀着雄心壮志与魏国那里学到的法家思想走入秦国，与秦孝公大谈变法之道，以强秦为目的说服孝公确立了革新的目标。
面对旧贵族的阻力与百姓对突如其来新法令的不信任，他创造了一个让后世津津乐道的“徙木立信”的故事：在都城南门立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承诺谁搬到北门就赏五十金。有人将信将疑地照做了，果然得到重赏。此举让秦国百姓相信了这位改革家言出必行。商鞅变法拉开序幕。
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先后主持两次变法。他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促进封建经济发展；同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垦荒，令“废井田、开阡陌”成为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重要举措。在政治领域，他废除旧世卿世禄制，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平民可以通过在战场上浴血杀敌换来地位的晋升，而旧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会被剥夺爵位。同时推行什伍连坐制度，将居民编入户籍，在邻里之间实行相互监督告发。在此基础上，秦国废除了分封制，将全国划分为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从而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此外他统一度量衡，使全国市场的物资交流与国家税收都在一个标准体系中稳步运行。
变法仅仅推行数年，秦国国力迅速蒸腾。曾经被魏国压制的西陲弱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秦孝公在位时期，就连周天子都“致胙于孝公”——把祭祀用的肉赏赐给秦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商鞅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了严密完备的秦律，使秦国各行各业的运行都“皆有法式”。他的法治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的立法参照。
然而他忽略了法家思想中最冷酷也最真实的一面——这套精密无比的法治机器固然可以驱动国家的崛起，却无法约束权力的反噬。变法极大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商鞅与旧势力的矛盾日渐激化。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法”是最高的原则，“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可恰恰是这套法律，成为他万劫不复命运的最后推手。
秦惠文王之所以要清算商鞅，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私人恩怨：当年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时，还是太子的嬴驷触犯了法令，商鞅为了显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坚决主张惩处太子。碍于太子身份不便施刑，他转而严惩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在其脸上刺字处刑。这份羞耻让嬴驷深记在心。待他一继位，公子虔立刻控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当年便下令逮捕商鞅，将其车裂于市，并族灭其家。
尽管是政敌，秦惠文王却没有废除商鞅颁布的新法。他清楚看到这套法律制度给秦国带来的巨大效益，并且暗自下定决心，要用商鞅的法治去承继商鞅开创的霸业。从这一个细节可以看到，真正导致商鞅灭亡的不是旧贵族与新贵族两条道路的路线之争，而是他触犯了整个权力结构中最危险的一群人——根深蒂固的王族贵胄。
商鞅一生，是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在同一具身体里斗争一生、最终同归于尽的历史缩影。
他在秦国推行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却用自己精心建构的法治机器压碎了自己。商鞅死后，秦国的法治车轮并未停止转动。在商鞅构建的制度框架下，秦国继续推行着“事皆决于法”的准则，一步步从偏安一隅的西陲弱国走向了横扫六国的霸主之路。正是商鞅奠定的法治与经济基础，最终推动了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大一统。
谭嗣同说：“两千年政治，秦政也”；毛泽东亦言“百代皆行秦政制”。所谓“秦政”，正是商鞅一手打造的那一套中央集权与法治体系。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距商鞅之死已有百年。百年前那场变法所释放的力量并没有被历史遗忘，但那个亲手点燃改革火炬的人，却永远成为权力反噬下最令人唏嘘的注脚。
历史反复验证一条规律：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往往是在关键路口做出抉择的人，而这些人在成就大业后，几乎都无法避免被自己所推动的制度巨轮碾压的命运。商鞅如此，改革史上的无数后继者，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