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年，魏国的相国李悝开变法运动之先河，魏国因变法实力不断增强，频繁参与诸侯会盟和军事冲突，其他诸侯国多处于被动防御状态，魏国在战国初期率先成为“霸主”。在这个诸侯争霸、惨烈角逐的时代，李悝在魏国的改革成了法家思想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变法实践。他主持的“李悝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首个强国，他也被后世尊为法家始祖。
李悝（前455年—前395年），魏国安邑人（今山西夏县），早年曾受业于“孔门十哲”之一子夏门下，他后来的法学思想正是在这一学派“儒法合流”的学术环境中孕育而成。李悝走上变法舞台的起点颇为传奇——他曾任魏国上地郡守。这一地区与秦国接壤，是魏国的边防要塞。为了鼓励当地军民提高射箭水平，李悝发布了一道在今天看来颇为“荒唐”的法令：凡有久拖不决的诉讼纠纷，法庭就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定输赢。这一法令迅速引发热烈响应，军民日夜苦练箭术。不久后与秦军作战，魏军凭借精准的箭术大败秦军。这一“射箭断讼”的奇招让魏文侯对李悝刮目相看，后者因此被调入中央，主持变法。
李悝从政治、经济和法律三个方面全面发起了魏国的改革：
政治上，他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主张废除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将不劳而获的贵族称为“淫民”，致力于“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李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以制度化手段向世袭贵族发起挑战的政治家。此举大大削弱了旧贵族对魏国政权的渗透，将大部分权力收回国家之手，同时招揽贤能之士，使官吏制度面貌一新。
经济上，面对魏国“人众地寡”的现实，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他鼓励农民杂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天灾，要求农人力耕数耘、抓紧秋收，提倡房屋周围种桑、菜园种菜、田埂种瓜果，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他还敏锐地发现粮价波动的社会危害——丰年谷贱伤农，荒年粮贵伤民，治国者必须兼顾各方利益。为此，他制定“平籴法”，将丰年和荒年各分为三等，丰年由政府平价收购余粮，荒年平价出售，“取有余以补不足”，从而平稳粮价。后世封建社会的“常平仓”等制度，均渊源于此。
法律上，李悝撰次诸国法，系统总结了各国立法经验，编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法经》。在这部法典中，李悝以刑为主，将法典分为六篇。前两篇《盗法》和《贼法》被置于篇首，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保护公私财产和安全是治国第一要务。第三篇《网法》（又称《囚法》）规定囚禁和审判罪犯的制度，第四篇《捕法》规定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程序，第五篇《杂法》则涵盖赌博、行贿、淫秽等诸多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处罚，第六篇《具法》相当于近代法典的总则部分，规定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的法律原则。
《法经》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从“秘而不宣”向“公开成文”的根本转折。西周以来，刑律被严密封存在贵族阶层内部，“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百姓根本无从知晓自己触犯了什么法。《法经》的颁布彻底打破了这一传统，李悝坚持以成文的、公开的法律来取代“人治”，主张法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别亲疏，不殊贵贱”。这种对“法治”精神的追求，虽然受制于时代条件带有“重刑主义”倾向，却为后世刑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体例而言，《法经》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的完善法典体例。《法经》也因此被近代法律史学家评价为“其源最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秦汉以后各代律典之滥觞。
李悝变法的深远影响不止于魏国一时之富强，它为整个战国时代的变法浪潮铺平了道路。商鞅“携《法经》入秦”，在秦国推行变法时，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铸就了秦国的法律体系。李悝“赏必行、罚必当”的主张，与吴起的强兵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商鞅“耕战”理念的理论来源。可以说，没有李悝在魏国的奠基，就没有此后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就。
战国的变法运动自李悝开其端，持续一百多年，实质上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和封建化运动。李悝通过这场变法，使魏国率先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行之魏国，国以富强”。虽然《法经》一书早已散佚失传，但李悝所倡导的“公之于法”的法治思想，却如同一道坚固的轨道，指引着中国数千年的法律史沿着公开、公正的方向不断前行。
正如后世史家所评价的那样：“李悝对立法经验的总结与整合，为现代法典编纂提供了方法论借鉴；而其‘立法服务于改革’的思路、法制与改革协同推进的范式，以其系统性思维、务实策略及对公平秩序的追求，仍然能够为法治社会建设和现代社会治理提供镜鉴。”自李悝变法以降，从魏国经秦国直至秦汉，这部已经失传的《法经》仿佛一座永不沉没的灯塔，照亮了中国法系文化史来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