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36年，郑国都城新郑的城门口竖起了一座巨大的铜鼎。鼎上密密麻麻地刻着郑国的各项法律条文--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的成文法，史称“铸刑书”。在此之前，法律是什么只有贵族说了算，“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老百姓连自己犯了哪条罪都不知道。郑国的国人挤在铜鼎前，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法律的每一个字。
而做出这惊人之举的，正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产。
公元前543年，年近四十的子产正式被任命为郑国执政。他接手的郑国早已不是庄公时代的那个“小霸”，而是一个“国小而逼，族大宠多”的烂摊子--诸侯争霸把它当做了战场，内部贵族争权夺利，随时都有崩塌的危险。面对这口“烫手山芋”，子产没有退缩，而是掀起了一场全方位改革。总共分为三步：
第一步：经济改革--给土地划界限。 子产推行的首项大策叫作“作封洫”，在全国范围内给各家各户的田地重新划清疆界，挖好沟渠，凡是被非法侵占的土地一律退回或充公。井田制的旧框框被打破了，土地私有被合法化，只要按亩交税就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大大激发，郑国的赋税来源也从“人头税”转向了更科学的“按地征收”。
第二步：军事改革--让所有人负担军饷。 此前军赋主要由贵族承担，普通百姓出力不出钱。子产推出的“作丘赋”政策彻底打破了这个格局--规定按土地面积来分摊军费。新税刚出台时民间怨声沸腾，朝中也有不少大臣反对，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死子产。但子产只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死也得做。”新税最终如期推行，郑国的军力在短时间迅速增强。
第三步：法治改革--把法律刻在鼎上。 在经过“作封洫”“作丘赋”之后，子产最后推出了那项最具革命性的举措--铸刑书。他在新郑城门口竖起铜鼎，将国家的法律条文公之于众。贵族们急了--以前他们靠“法不可知”玩弄手腕，现在老百姓自己都能查到法律规定。一位晋国贵族专门写信斥责子产此举将导致上下失序，国将不国。但子产不为所动，回信只有一句话：“吾以救世也。”--我只是为了拯救这个世道。
孔子虽然对子产铸刑书有过保留态度，却仍然高度评价他是“古之遗爱”，认为他具备了君子的四种美德：“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的改革得罪了不少旧贵族，反对声浪此起彼伏。
此时郑国大夫然明急匆匆找到子产，建议说：城里那些乡校天天聚集着国人在议论朝政，干脆拆了算了。面对这个“省事”的建议，子产给出了一个极富远见的回答：“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他说，国人在乡校议论政事，说我的好，我就照着做；说我的不好，我就反思改正--这分明就是我的良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
唐代文学家韩愈专门写《子产不毁乡校颂》，对子产的胸襟大加赞赏。千年之后读到这里仍让人感慨，一个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政治家，面对舆情的认知竟然如此清醒和超前。
在外交上，子产同样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大局观。当时晋国的范宣子执政，大幅提高了诸侯向晋国进贡的标准，郑国百姓为此不堪重负。子产没有直接硬碰硬，而是通过郑国大臣子西传递了一封言辞犀利的信。他在信中说：“您执掌晋国，四邻诸侯没有见到您美好的德行，只看到您拼命收钱。君子治国，不担心没有钱财，只担心没有美好的名声。如果晋国失去了诸侯的信任，您的家族又何以自保？”范宣子读完信，不仅没有暴怒，反而心悦诚服地削减了贡赋。
在晋楚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夹缝求生，子产用一副伶牙俐齿和一身治国谋略，把郑国的尊严维持到了最大限度。
公元前522年，执政郑国二十余年的子产积劳成疾，病逝于位。消息传出后，整个郑国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悲伤--男子不再佩戴玉佩，妇女摘掉了缀珠的耳饰，百姓们在巷子里聚在一起痛哭了三个月，娱乐活动全都停了，整个国家像在为一场无法言语的损失集体默哀。
孔子听到子产去世的噩耗，潸然泪下，哀叹道：“子产，古之遗爱也。”清代史学家王源更是将子产推为中国历史上的“春秋第一人”。
子产去世两百多年后，商鞅在秦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而他推行的一系列措施，正是沿着子产当年在郑国开辟的道路不断深化的结果。后世将子产推为法家的先驱，也正因如此。
当新郑城门口那座铜鼎历经风雨逐渐斑驳的时候，它所承载的一个朴素信念却从未暗淡--“公之于众”的正义，终究比“深不可测”的权威更有力量。子产用他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在周礼即将崩塌的废墟上，为两千多年的中国法治传统打下了第一块坚硬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