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末代丞相，濮阳兴的人生轨迹堪称一部权力博弈的教科书。他凭借家族背景与政治才干跻身东吴核心，却因决策失误与站队错误，最终沦为孙皓暴政的牺牲品。其经历折射出东吴后期政治生态的混乱，也为后世留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深刻警示。
一、仕途崛起：从地方官到中枢重臣
濮阳兴出身陈留名门，其父濮阳逸为避战乱南迁江东，官至长沙太守。他自幼以才学闻名，孙权时期任上虞县令，后升任尚书左曹、五官中郎将，并作为使者出访蜀汉巩固吴蜀联盟。这一时期，他展现出卓越的外交与行政能力，为后续仕途奠定基础。
258年，孙休即位后，濮阳兴因与孙休私交深厚被迅速提拔，历任太常、卫将军，封外黄侯，执掌军国大权。262年，他更升任丞相，与左将军张布形成权力同盟，成为东吴末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之一。
二、决策失误：丹杨湖田工程引发的民怨
濮阳兴的政治生涯转折点始于260年的丹杨湖田工程。都尉严密提议围湖垦田，筑浦里塘以扩充粮仓。尽管百官以“费工耗财、难以成功”为由反对，濮阳兴却为彰显政绩强行推动。他征调数万士兵与百姓参与施工，导致“士卒死者相望，或自杀以逃役”，百姓怨声载道。
这项工程不仅未能实现预期收益，反而耗尽东吴国力，成为其执政能力的首道裂痕。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其“虑不经国”，直言这项决策暴露了他缺乏战略眼光与民生关怀的缺陷。
三、权力博弈：迎立孙皓的致命选择
264年，孙休病危时托孤于濮阳兴，握其手指向太子以明遗志。然而，面对蜀汉灭亡、交趾叛乱的危局，濮阳兴与张布在左典军万彧的劝说下，以“国家需长君”为由废黜孙休幼子，迎立乌程侯孙皓。
这一决策看似稳定了政局，实则埋下杀身之祸。孙皓即位初期伪装贤明，不久便暴露暴虐本性：他沉迷酒色、滥杀大臣，东吴上下陷入恐怖统治。濮阳兴与张布私下悔恨，却被万彧告发。孙皓以“追悔前事”为由，将二人流放广州并途中诛杀，更夷灭其三族。
四、历史评价：能力与德行的失衡
后世对濮阳兴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
能力认可：他早期展现的行政才能与外交手腕，证明其具备入主中枢的资质。
道德批判：陈寿斥其“协张布之邪，纳万彧之说”，认为他缺乏丞相应有的政治操守；陆凯则以“国将亡家贵无用”暗讽其投机行为。
现实警示：濮阳兴的悲剧源于对权力的过度追逐与对局势的误判。他试图通过迎立孙皓巩固地位，却未料到对方是比孙綝更危险的暴君。
五、时代缩影：东吴末年的政治溃败
濮阳兴的沉浮，实为东吴后期政治生态的缩影：
人才断层：自陆逊、顾雍等贤相去世后，东吴中枢缺乏战略级人才，濮阳兴等中层官员被推上历史舞台。
派系斗争：他与张布的结盟，以及万彧的谗言，暴露出东吴内部山头林立、互相倾轧的乱象。
君主昏聩：孙皓的暴政加速了政权崩溃，而濮阳兴等臣子的短视行为，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