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当阳麦城的残垣在寒风中呜咽，蜀汉名将关羽正面临人生最残酷的抉择：身后是东吴精兵的围追堵截，前方是彻底溃散的军心民意。这位曾以“义绝”闻名天下的武圣，最终未能如后世期待的那样“杀身成仁”，反而在临沮被东吴俘获后殒命。这一反差背后，实则是多重历史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一、军事溃败下的现实困境：从“威震华夏”到“众叛亲离”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借汉水泛滥之机水淹七军，生擒曹魏名将于禁，斩杀猛将庞德，一时间“自许以南往往遥应”，达到军事生涯的巅峰。然而，这场辉煌胜利的代价是荆州防务的空虚。当东吴吕蒙“白衣渡江”奇袭江陵时，留守的南郡太守麋芳与将军士仁因长期遭受关羽轻慢，竟不战而降。荆州全境的迅速沦陷，切断了关羽的退路与补给线。
此时，关羽的处境已从战略主动转为生存挣扎：
兵力锐减：据《三国志》记载，其部众从巅峰时期的三万余人骤减至三百残兵；
士气崩溃：士兵得知家属在东吴治下“厚遇”，逃亡者日众；
这种极端困境下，关羽选择退守麦城实为无奈之举——这座周长仅600米的弹丸小城，根本无法支撑长期抵抗。
二、东吴的精密布局：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双重绞杀
吕蒙深谙“攻心为上”的战术，在占领荆州后实施了三项致命策略：
纪律严明：严令军队“秋毫无犯”，其堂弟因私取民家斗笠被斩首示众；
瓦解军心：释放关羽俘获的魏军将士，允许士兵与家属通信，封存府库财宝；
制造幻象：通过厚待降将家属，传播“关将军治下不如东吴”的舆论。
这种攻心战术的效果立竿见影。当关羽派廖化突围求援时，沿途郡县已尽数倒戈。更致命的是，曹操与孙权达成默契，故意将孙权偷袭荆州的密信泄露给关羽，导致其军心彻底动摇。正如《三国志》所载：“羽闻之，惶恐奔走，兵皆解散。”
三、历史语境下的“忠义悖论”：生存与气节的艰难平衡
关羽的最终选择，需置于东汉末年的伦理框架中审视：
儒家忠义观的局限性：当时“忠”主要指向对汉室的效忠，而非对单一诸侯的愚忠。关羽始终以“汉寿亭侯”自居，其投降曹操时明确“降汉不降曹”，正是这种政治立场的体现；
实用主义生存哲学：据《傅子》记载，关羽在曹营时曾坦言：“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这种“知恩图报”的朴素伦理，使其在绝境中仍试图保留东山再起的机会；
历史叙事的建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虚构“诸葛瑾劝降”情节，强化关羽“宁死不降”的形象，实则是后世对忠义精神的理想化投射。
四、突围尝试的失败：从麦城到临沮的死亡之路
在麦城被围期间，关羽曾实施三阶段突围计划：
假意投降：立幡旗于城头伪装守军，率十余骑趁夜突围；
路线选择：放弃向西北的上庸方向，转而向西南的益州边境突进；
致命伏击：在漳乡（今湖北当阳境内）遭遇潘璋部将马忠的埋伏，因战马被长钩绊倒而遭擒。
这一过程中，关羽始终未获自杀机会。东吴为确保万无一失，采用“长钩套竿”的特殊战术，从物理层面剥夺了其“杀身成仁”的可能。孙权最终下令处决关羽，既为消除蜀汉威胁，也因曹操“共诛此贼”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