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4年春，三国格局因两起惊天变故剧烈震荡——邓艾父子被护军田续刺杀于三造亭，钟会则死于成都乱军之中。这两位灭蜀功臣的死亡，不仅终结了个人政治生命，更揭开了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博弈的残酷真相。
一、邓艾之死：功高震主与政治诬陷的双重绞杀
1. 灭蜀奇功与权力失控
景元四年（263年），邓艾率偏师穿越七百里阴平险道，以“裹毡滚崖”的壮举突破蜀军防线，迫使刘禅投降。此役中，他擅自任命蜀汉官员、恢复旧职，甚至宣称“若遇吴汉之徒，早灭绝矣”。这种越权行为与傲慢姿态，直接触碰司马昭的权力敏感区。
2. 钟会的致命诬陷
钟会利用邓艾上表措辞中的“奉辞伐罪”等语，篡改为“自谓功名盖世，欲举巴蜀自立”，并联合监军卫瓘伪造邓艾谋反书信。司马昭虽表面下诏“事当先请”，实则默许钟会行动。当邓艾在绵竹庆功时，其麾下将领已收到“邓艾谋反”的通缉令。
3. 卫瓘的生死抉择
作为司马昭心腹，卫瓘深知邓艾若活，自身必遭清算。钟会谋反失败后，邓艾部将欲追还槛车，卫瓘急遣田续执行刺杀。田续与邓艾早有私仇——此前邓艾因田续进军迟缓欲斩之，此时田续以“能报钟会之德”为由，完成这场政治清算。
二、钟会之死：野心膨胀与权力真空的致命碰撞
1. 谋反计划的逻辑漏洞
钟会掌控蜀地二十万大军后，以郭太后遗命矫诏讨伐司马昭。但其计划存在三大硬伤：
时间错位：司马昭已亲率十万大军进驻长安，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将领掣肘：胡烈等魏军将领被扣押后，其子胡渊率兵反扑；
姜维的双重身份：蜀降将姜维虽怂恿钟会，实则欲借机复国，导致指挥系统混乱。
2. 司马昭的未雨绸缪
司马昭早通过三重布局防范钟会：
命贾充率万余步骑入蜀占乐城，形成战略牵制；
授意卫瓘监视钟会，掌握其动向；
散布“钟会欲杀北军诸将”的谣言，激化内部矛盾。
3. 乱军中的权力真空
正月十八日，胡烈之子胡渊率兵攻入钟会大帐。钟会本可挟持姜维控制局面，却因姜维“但当击之耳”的怂恿，错失谈判时机。最终，钟会与姜维死于魏军复仇的刀剑之下，其养子钟毅及数百亲信尽数被杀。
三、死亡背后的权力逻辑
1. 司马氏的集权焦虑
司马昭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握曹魏实权后，对军权异常敏感。邓艾的屯田治军能力与钟会的谋略才华，虽为统一大业所需，却也构成潜在威胁。灭蜀成功后，司马昭需通过清除功臣树立绝对权威。
2. 颍川集团与淮南集团的博弈
钟会出身颍川钟氏，代表士族精英利益；邓艾则以淮南屯田派崛起，象征寒门武人势力。司马昭利用两派矛盾，通过“钟会诬邓艾”事件，既削弱士族影响力，又打压寒门上升通道。
3. 历史循环的必然性
从白起“功高遭忌”到韩信“鸟尽弓藏”，中国历史上功臣末路常遵循相似逻辑。邓艾临终前“白起之遇，今又重现”的悲叹，与钟会“功成不居”的虚伪表态形成讽刺对照，共同印证了封建王朝“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权力法则。
四、历史评价的多元视角
1. 陈寿的客观记载
《三国志》作者陈寿以“暗于防患，咎败旋至”评价邓艾，既肯定其灭蜀功勋，又指出其政治幼稚；对钟会则以“机敏狡诈，终致覆灭”定调，揭示其性格缺陷。
2. 唐宋的庙享争议
唐代追封邓艾入武庙，与张辽、关羽同列；宋代则将其移出，转而推崇“忠君”典范。这种评价变迁，反映不同时代对“功高震主”现象的价值判断。
3. 现代史学的深层解读
当代学者段灼上书晋武帝为邓艾申冤，指出其“束手受罪，与贪生作恶者不同”。这种视角突破传统忠奸论，更关注制度性压迫对个体命运的支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