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立之际，朱元璋因日本拒纳贡、杀使臣等行为勃然大怒，欲效仿忽必烈跨海征伐。然而，这一决策被开国谋臣刘伯温以“国本动摇、前车之鉴、得不偿失”三重危机为由强行阻拦。这场未发生的战争背后，折射出明朝初期的战略困境与政治智慧。
一、国本未稳：民生凋敝与边疆威胁的双重压力
民生层面，元末战乱导致中原人口锐减，田地荒芜。朱元璋登基时，全国人口不足6000万，较元初锐减近半。若此时发动跨海战争，需征发民夫造船、筹措军粮，势必加重百姓负担。刘伯温直言：“百姓方脱刀兵之苦，若复征役，恐生变乱。”这一判断与历史经验吻合——秦末陈胜吴广起义、隋炀帝三征高丽引发的民变，均因过度征役而起。
边疆层面，北元势力仍盘踞漠北，云南梁王、辽东纳哈出等元朝残余势力未平。洪武三年（1370年），北元将领王保保在沈儿峪之战中率十万大军与明军对峙，显示元军余威尚存。若抽调主力东征日本，可能导致“腹背受敌”的危局。刘伯温警告：“若伐日，则北虏乘虚而入，社稷危矣。”
二、前车之鉴：忽必烈征日惨败的技术性困境
元朝两次征日（1274年、1281年）均以失败告终，其教训被刘伯温列为重点劝谏内容。历史档案显示，元军失败的核心原因有三：
海战技术缺陷：元军战船多为内河平底船，难以抵御台风。1281年第二次征日时，10万大军所乘900艘战船被“神风”摧毁殆尽，而日本战船多为适应东海风浪的“安宅船”。
补给线断裂：元军依赖朝鲜高丽王朝提供补给，但高丽自身国力有限。第一次征日时，元军因粮草不继被迫撤退；第二次则因台风导致补给船沉没，全军饿毙者达三成。
地形劣势：日本列岛多山地，元军登陆后陷入“客军作战”困境。九州岛博多湾之战中，元军因不熟悉潮汐规律，被日军利用地形围歼。
刘伯温据此指出：“元世祖雄略盖世，然两次败绩，非战之罪，实天时地利人和之失也。”他强调明朝水师尚未形成系统战力，若重蹈覆辙，将动摇国本。
三、战略失衡：征服成本与收益的严重错配
从军事经济学角度分析，征日战争存在三大矛盾：
投入产出比失衡：据《明实录》记载，明朝初年岁入仅2000万石，而郑和下西洋（1405年）单次耗资即达600万两白银。若征日，需建造可载千人的“宝船”级战船数百艘，加上粮草、兵器、赏赐等费用，总耗资可能超过明朝三年岁入。
统治成本过高：日本列岛分散，若强行占领，需分兵驻守九州、本州、四国等地。参照明朝对云南的统治模式（设三宣六慰），每年需耗费军费百万两，而日本资源匮乏，无法通过赋税弥补成本。
外交替代方案：刘伯温提出“封而不征”策略，将日本列入《皇明祖训》“十五不征之国”，转而通过朝贡体系控制。这一策略在洪武年间取得成效：日本足利幕府虽未正式称臣，但默许对明贸易，宁波市舶司年收入达30万两白银，远超战争收益。
四、历史回响：战略克制背后的政治智慧
刘伯温的劝谏最终被朱元璋采纳，其决策逻辑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军事层面：明朝放弃跨海征伐，转而发展水师防御体系。洪武年间，明朝在辽东、山东、浙江等地修建59座卫所，形成“以海防代征伐”的战略。
外交层面：通过“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将日本、朝鲜等国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秩序。这种“软实力”控制持续至19世纪，远超军事征服的时效。
经济层面：专注国内经济恢复，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耕地面积达8.5亿亩，较元末增长3倍，为“永乐盛世”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