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毛遂以“自荐”之举名垂青史，其形象既被后世视为智勇双全的典范，又因悲剧结局成为用人之鉴的警示。从战国典籍到后世评说，历史对毛遂的评价始终交织着赞誉与反思，其人生轨迹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对人才、勇气与责任的深刻认知。
一、智勇双全的典范：三寸之舌胜百万雄师
毛遂的成名源于公元前257年秦围邯郸的危局。作为平原君门下默默无闻的食客，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锥处囊中，颖脱而出”的比喻说服平原君，随其出使楚国。面对楚王的迟疑，毛遂按剑而上，以“从之利害，两言而决”的果决，直陈楚赵合纵的必要性，最终促成歃血为盟。这一壮举被《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为“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平原君更赞其“胜不敢复相士”，将其奉为上宾。
毛遂的智慧与勇气体现在多重维度：
精准的自我认知：他深知“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以“潜龙勿用”的隐忍积累学识，待时机成熟时“见龙在田”，主动争取机会。
灵活的谈判策略：在楚国宫廷，他先以武力震慑打破僵局，再以“楚地广兵强，却因白起之败而蒙羞”的史实激发楚王自尊，最终以“社稷之利”说服对方，展现了“或跃在渊”的应变能力。
超越时代的担当：在赵国存亡之际，他以一介布衣之身承担国家使命，其“飞龙在天”的成就，印证了《周易》中“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
后世对毛遂的赞誉贯穿千年。唐代诗人李白在《古风·秦王扫六合》中以“毛遂不堕井，曾参岂杀人”颂扬其忠诚；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称其为“真豪杰”，认为其自荐行为“非独胆气过人，亦识见超群”。民间更以“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等成语，将其树立为勇于担当的楷模。
二、用人之鉴的警示：才非其位终致悲剧
毛遂的结局却充满争议。据《史记》及后世地方志记载，公元前256年，燕国趁赵国疲敝之际进攻，平原君误判毛遂为将才，命其率军迎敌。毛遂深知自己“文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多次推辞未果，最终战败自刎。这一结局被后世视为“亢龙有悔”的典型，引发对用人之道的深刻反思。
平原君的识人之失：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平原君以“礼贤下士”著称，却因“只见锥尖，不见囊中”的局限，未能及时发现毛遂的潜能；又在关键时刻“以己度人”，将外交人才错配于军事岗位，导致“千里马失蹄”的悲剧。
毛遂的局限与超越：尽管毛遂在自荐时展现出对自身能力的清晰认知，但在面对平原君的强制任命时，他未能坚持“兵者，国之大事”的原则，最终以死明志。这种“宁为玉碎”的选择，既体现了士人的气节，也暴露了封建社会人才流动的刚性困境。
历史的多重解读：后世对毛遂之死存在争议。河北鸡泽地方志记载其“力竭而死”，认为他率家丁抗敌至最后一刻；而《史记索隐》则引用“羞愤自刎”说，强调其因战败而产生的道德压力。这种分歧恰恰反映了历史对“责任”与“能力”关系的持续探讨。
三、历史评价的现代启示：识才、用才与自省的辩证
毛遂的故事在当代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组织管理角度看，其经历揭示了三大规律：
识才需“破囊而出”：现代企业常陷入“学历至上”“经验主义”的误区，而毛遂的案例表明，真正的人才可能隐匿于“沉默的大多数”中。管理者需建立多元化评价机制，避免“十九人相与目笑”的偏见。
用才应“量体裁衣”：平原君的错误提醒我们，人才配置需遵循“人岗匹配”原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将毛遂置于战场，无异于让诸葛亮执刀、张飞运筹，终致“橘生淮北则为枳”。
自省当“夕惕若厉”：毛遂的悲剧也警示个体，需保持“君子终日乾乾”的清醒。在职业选择中，既要勇于担当，也要拒绝“被道德绑架”，避免“能言善辩者必能统军”的逻辑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