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3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这场以废除农奴制为核心的改革，标志着俄国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然而，这场改革并非彻底的制度革命，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在保留沙皇专制统治的前提下，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其制度转型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性：经济基础向资本主义靠拢，政治上层建筑仍固守封建专制。
一、经济基础：农奴制瓦解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
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废除农奴制，赋予农民人身自由。根据法令，农奴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可自由选择职业、结婚及处理个人事务。这一变革直接摧毁了封建农奴制的根基——人身依附关系，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关键要素：
自由劳动力市场形成：改革后，农民虽仍受村社管理，但可脱离土地进入城市或工厂务工。例如，在工业发达的非黑土地带，地主将劳役租改为代役租，迫使农民离乡谋生，客观上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据统计，1861—1890年间，俄国工业劳动力增长了3倍，为纺织、冶金等行业的扩张提供了人力支持。
国内市场扩大：农民获得土地需支付高额赎金（实际地价的2—3倍），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这些破产农民成为雇佣劳动者，其微薄收入又因购买工业品形成消费需求，从而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形成。至19世纪80年代，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继英美后的工业强国。
土地制度变革：改革允许农民赎买土地，但土地所有权仍集中于地主。地主通过缩减农民份地（如黑土省农民份地从7俄亩减至3.2俄亩）、扩大自营地，实现了从封建领主向资本主义农场主的转变。这种转变虽保留了土地兼并的残余，却为农业资本主义化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上层建筑：沙皇专制的延续与局部调整
尽管改革在经济领域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但政治制度仍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
沙皇绝对权力未受挑战：改革由沙皇主导，旨在维护贵族地主利益，而非建立民主政治。亚历山大二世明确表示：“自上而下改革比自下而上革命更可取。”改革后，沙皇仍掌握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是“国家一切法律和规章的源泉”。
地方自治机构的有限权力：1864年颁布的《省、县地方机构法令》在省、县建立地方自治会议及其行政机关，允许选举产生地方议员。然而，这些机构仅负责教育、医疗、道路等事务，无权干预税收、军事等核心领域。此外，自治会议的选举权被严格限制（仅限纳税阶层），且需接受内务大臣监督，实际成为沙皇控制地方的工具。
司法改革的表面化：1864年推行的司法改革引入陪审制、律师制及公开审判，但仅适用于城市地区，农村仍沿用旧制。法官由沙皇任命，可随意解释法律，导致“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的不公”。例如，农民因贫困无力聘请律师，常在诉讼中处于劣势。
三、制度转型的矛盾性：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封建残余
改革后的俄国制度呈现出“资本主义经济+封建专制政治”的矛盾格局，这种矛盾深刻影响了俄国社会的发展：
经济与政治的脱节：资本主义经济要求自由竞争、法治保障，而沙皇专制通过高关税、政府订货等手段保护贵族地主利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工业资产阶级虽推动铁路建设，但铁路所有权多集中于贵族手中，导致资源配置低效。
农民的双重压迫：农民虽获得人身自由，却因高额赎金负债累累，且仍受村社束缚。村社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可强制农民履行劳役、缴纳税款，甚至将逃亡农民送交官府。这种“半自由”状态使农民长期贫困，购买力低下，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革命运动的潜伏：改革未解决土地问题，也未赋予农民政治权利，导致社会矛盾持续积累。19世纪末，农民暴动频发（如1905年革命），工人阶级也因恶劣的工作条件掀起罢工浪潮。这些运动最终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四、历史定位：不彻底的转型与未来的革命伏笔
俄国农奴制改革是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典型案例，其不彻底性源于沙皇政府的保守性。改革虽废除了农奴制，却未触动沙皇专制的根基；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却未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种矛盾最终通过1917年十月革命得到解决，俄国彻底告别封建专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从制度转型的角度看，1861年改革是俄国历史的关键节点：它打破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却也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这一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基础的变革若缺乏政治制度的配套改革，终将引发更深层次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