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而建立这一伟绩殊勋的莫大光荣属于中华民族。
印本的大量生产，使书籍留存的机会增加，减少手写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绝灭的可能性。由于印本的广泛传播及读者数量的增加，过去教会对学术的垄断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战。宗教著作的优先地位也逐渐为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所取代产读者们对于历来存在的对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认识，因而削弱了对传统说法的信心，进而为新学问的发展建立了基础。
印刷使版本统一，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产生的讹误，有明显的差异。印刷术本身不能保证文字无误，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对及印刷后的勘误表，使得后出的印本更趋完善。通过印刷工作者进行的先期编辑，使得书籍的形式日渐统一，而不是像从前手抄者的各随所好。凡此种种，使读者养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并促进各种不同学科组织的结构方式得以形成。
印刷术的传人使欧洲宗教改革的主张广为传播。马丁·路德曾称印刷术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得福音更能传扬”。在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他的抗议之前，人们已经用一些本国的民族语言印刷圣经，使宗教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数人所专有，而为普通百姓所能学习和理解。同时也使宗教信仰因国家不同而有变通，罗马教会再不能保持国际性的划一形式。
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未发明创造之前，中国人民的文字记录主要通过手抄，在更早时期，人们只能将文字记录在比较显而易见的自然物体上，结果是费时、费力又容易出错，非常不方便。印刷术的发明解决了这一难题，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以及社会的发展。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即公元1041-1048年间，一位名叫毕昇的普通劳动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沈括比毕昇小十几岁，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毕昇制造的泥活字后来归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翔实可信的。
然而，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古腾堡。古腾堡是西德人。他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公元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象任何发明创造一样，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它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中国社会进步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传播信息。活字印刷术正是为解决这个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的。印刷术必须用纸和墨。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纸和油烟、松烟两种墨。纸和墨的发明为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战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印章和拓碑等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又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
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东晋时期，道教兴起。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
拓碑的方法很简便。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
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这和雕板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板印刷术。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杨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模勒”就是刊刻。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板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板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
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这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6尺，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只树给孤独园说法的情景。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新教运动的原始动机是纠正教会的弊端，特别是赎罪券的出售，自从印刷术应用到大量的印刷赎罪券以后，出售赎罪券成为一种谋利手段。与此同时，新教徒也利用印刷的小册子、传单和布告等方式，广泛传播其观念和主张，如果没有印刷术，新教的主张可能仅限于某些地区，而不会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重要运动，永远结束教士们对学术的垄断、克服愚昧和迷信，进而促成西欧社会早日脱离“黑暗时代”。
在印刷术出现以前，虽然已有民族文学，但印刷术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西欧各民族的口语在16世纪之前已发展为书写文字，问世纪逐渐演进成为现代形式，同时一些中世纪的书写文字已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一度成为国际语言的拉丁文也日渐式微，终于成为死的语言。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力支持民族语文的统一。
与此同时，作者们在寻找最佳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出版商也鼓励他们用民族语言以扩大读者市场。在以民族语言出版书籍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印刷术使各种语文出版物的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标点日趋统一。小说出版广泛流通以后，通俗语言的地位得到巩固，而这些通用语言又促进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导致明确的民族意识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产生。
印刷促进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推广，书籍价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获得知识，因而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书籍普及会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反过来又扩大了书籍的需要量。此外，手工业者从早期印行的手册、广告中发觉印行这类印刷品可以名利双收。这样又提高了他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例证说明，印刷术帮助了一些出身低微的人们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如在早期德国的教会改革中就有出身鞋匠和铁匠家庭的教士和牧师。这充分说明印刷术能为地位低下的人提供改善社会处境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