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还不清楚，所谓的矿税是明王朝的针对一些种类的有色金属所征收的特别税，他早在明朝初期就已经存在了。但到了万历皇帝时期，矿税这一名词已经变成了开矿和榷税两者的合称。那么万历矿税的功过应该如何评定?是功大于过吗?
其中，榷税指的是在开矿之后，万历皇帝又派出太监去全国各地征收商税的行为。当时万历皇帝为了增加自己宫中的收入，便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浙江等地，派遣太监采矿，并以此为名目增加矿税。
矿税的出现在万历朝时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结束，古今有无数的人都为此争论不休。
认为矿税是苛政的，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当时负责开矿的内监们，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去堪舆，也对于相关的地质学问也是一窍不通。
因此，用内监去开矿很快就将其变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敲诈勒索运动。
具体的操作手法无非就是，由太监随手去指出当地一户富贵人家的祖坟下方有矿脉，你如果不愿被挖的话，就要为此支付出一大笔费用出来。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去敲诈，只要他们愿意，总能提取出大量的油水出来，这些太监所到之处都弄得民怨沸腾，老百姓苦不堪言。
认为矿税是续命强心剂的，是看到了矿税确实为当时的明王朝敛取了大量的财富，积攒下来高达三千万两的内帑，后期不断可能做到源源不断地向辽东地区输血。
如果没有这笔财富的话，辽东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失守，山海关也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守住，严重点的话，可能连一个小小的奢安之乱，也可能要了大明王朝的命。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认为矿税的存在起码为了明王朝强行续命了二十多年的国祚。
既然矿税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家创收续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来好好地分析一下，有没有存在着别的更好手段，来为国家创收。
对此，我们就先要了解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明朝中后期的财政压力那么大?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土地兼并，使得国家可征税的土地更少。土地兼并是每一个大一统王朝到了后期都必须面对的老大难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即便李世民再世也难以去解决，所以要想依赖万历皇帝能够使用抑制土地兼并的方法，打击豪强势力，遍查出隐田隐户等等来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话，有点太过为难万历皇帝了。
二是放开海禁，使得国家可以收取关于远洋贸易的相关税收。我们都知道，明朝之所以实施海禁，是为了防止倭寇侵扰。
但实际上海禁起了一个相反的效果，海滨地区的民众无法生存，他们就自能入海从盗、啸集亡命。而且明王朝的海禁向来得不到贯彻执行，民间还是有很多人冒着风险参加了对外贸易，而这时候国家就无法从这方面收取税收了。
明王朝因为实施了海禁，导致其丧失了大量的关税收入，和相关的贸易收入。如果放开海禁的话，确确实实能够为朝廷增加不少收入，但万历皇帝的智商，即便能够想到这一点，有没有胆量去放开海禁，也不得而知了。
三是费用庞大的宗禄，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开始，到了万历时期，已经诞生了超过十万的宗室人员，这每一个宗室人员都需要国家掏钱去供养，而他们却被禁止从事士农工商等诸多行业。
他们犹如十多万头猪一般，每一年都吃掉了明王朝大笔的财政收入，光一个亲王每年就是供养一万石禄米。
对于宗禄过多的问题，万历皇帝其实有进行过这一方面的努力，他做出宗禄永额制度，但这个制度只是针对下层宗室，对于上层宗室毫不影响。所以万历这一方法治标不治本的，无法真正有效地减少国家财政支出。
四是商税过低。有明一代，商税都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比率，有一说一这个税收比例是非常低的，放在明初百业待兴那个时期还可以，有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但若到了和平时期，这个税率就太低了一点，收上来的税收根本就不够用。
万历皇帝明明可以通过适当增加商税的方法，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积攒财富。可是他非但通过增加矿税的方式，来惹得民怨沸腾。
而且，既然万历增加矿税的终极目的是为国家创收补血的话，为何不派朝廷的正式官员去干，而要派自己的内监去干呢?
内臣在各朝各代中的地位十分尴尬，其形象在民众的眼中，向来是欠佳的。使用内监去征收矿税，无疑是嫌弃激起的民怒还不够大。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万历皇帝增加矿税的终极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给国家聚敛财富，而只是单纯地想要让自己有更多的私房钱花，只是恰好后来这笔财富可以输送到辽东战场去。
所以才导致了后世对于矿税功过的讨论，笔者个人认为万历的矿税，其本质上属于苛政，只是后来恰好确实起到了为大明续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