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暨艳之案的具体经过是什么样的?案件的当事人张温、暨艳等人想要整饬孙吴官场的愿望，最终在孙权和大族们的媾和中化为泡影。孙吴政权也从此在江东化的道路上一去不返，并且迅速在腐化、内耗中迎来了它的死亡。
这两位当事人，一位叫张温，出身吴郡四大家族之一的张氏，31岁便拜为选曹尚书、太子太傅，在《三国演义》里有过出场：夷陵之战后，蜀汉和东吴的关系趋于缓和，并在诸葛亮执政后恢复邦交。张温作为战后首次正式派遣到蜀汉的东吴使节，责任特重，而他也成功完成了使命，其精彩的表现(包括和秦宓斗嘴)赢得了蜀汉上下包括诸葛亮在内的赞许。
另一位是暨艳，时任选曹郎，即张温的下属。所谓选曹，就是后来吏部、组织部的前身，专门负责遴选、任用和考察官吏。暨艳和领导张温、同事徐彪作为负责人事的官员，对当时孙吴官场“混浊淆杂，多非其人”的现状非常不满，于是他们积极运用手中的权力，对那些德不配位的官员加以弹劾甚至贬黜，至于那些在任期间有违纪犯法行为的甚至直接褫夺所有官爵直接送到军前效力。
从现在乃至任何一个角度看，张温、暨艳他们这场整肃吏治的行动都没有问题，并且应该得到皇帝的全力支持。然而在孙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一开始，孙权应该是支持的，甚至还在张温、暨艳的弹劾下罢黜了丞相孙邵;然而就在孙邵被罢免后不久，铁拳就砸到了张温他们自己身上：暨艳、徐彪被赐死，张温则被废为庶人，两个弟弟也被一同夺官。
对这场孙吴官场上的大地震，就连诸葛亮也有所耳闻，并且颇为张温不平。直到有一天，武侯才突然想明白：“其人於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而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观点，即正是因为张温和手下人太想激浊扬清，才会得罪所有人，并最终凄惨收场。
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孙吴的大佬们，从陆逊兄弟，到骆统、朱据等人，都曾劝阻过暨艳，让他不要这么锋芒毕露，得罪整个官场。问题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只是因为张温他们得罪了大多数同僚才招致杀身之祸吗?
张温、暨艳案发是在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此时的孙吴政权刚刚建立，孙权还未称帝。作为一个新生政权，孙吴应该是锐意进取、散发着勃勃生机的，即使考虑到孙策、孙权已经经营江左近三十年的背景，也不应该沦落到“其守故者十未能一”的局面。之所以其官僚队伍如此迅速地腐化堕落，和孙权所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有关。
孙氏一族，出身于吴郡富春，本来也算是江东子弟，但是相比当时其他大族如陆氏、顾氏等相当不够看，孙坚本人还有强盗履历，自然更得不到那些大家族的支持;到了孙策这一代，甚至做出过围困庐江饿死陆康(吴郡陆氏)的逆行。因此，尽管孙氏出身于吴郡，却根本得不到当地大姓的支持。
然而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孙策临死前就曾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这段话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要孙权选贤任能;二则是要其固守江东。更深一步看，孙氏是将江东故地作为自己基本盘来经营的。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是孙吴政权发展的必然选择。在黄巾之乱兴起时，北方有大量士族渡过淮河甚至长江来到南方避难;但是随着北方局势逐步明朗，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重新回到了北方，并且成为了新政权的拥护者甚至是缔造者(比如王朗)。能在这里坚守的，除了少部分已经和孙吴绑定的北方人士外，就只有江东的土著们了。因此，要把江东经营好，就必须用好这些土著人口，尤其是世家大族们。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早前的龃龉和摩擦，江东大族们对孙吴并不买账。为此，孙权想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能拉尽拉，奖功不罚过，比如暨艳，其父兄据说有“附逆”之举，也被孙权简任为官;另一个则是逐步从淮泗旧部转移到江东土著，比如上游统帅，就从周瑜、鲁肃逐步过渡到吕蒙乃至陆逊家族。
应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了孙权建号黄武时，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这场运动却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副产品——官僚队伍迅速地腐化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士族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容易腐化堕落的东西，因为世家子弟们无需学识和能力，只靠着父祖们的恩荫就能做官，这一点在北方的曹魏和后来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也得到了验证。而相比于北方士族，江东士族圈子更小，竞争更弱，而且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孙权只扶植自己家乡吴郡的士族，从而造成了朱、张、顾、陆四大家族和孙氏宗族一起迅速垄断了孙吴仕途的局面。
因此，作为领导，对于孙权而言，他一开始是乐得看到有人(尤其还是四大家族自己人)站出来澄清吏治整顿官场的，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手底下一帮蛀虫;而当越来越多的士族门阀站出来表示反对时，即使是最高决策者，孙权也不能不顾及影响，从而痛下杀手了。
毕竟，在暨艳案发时，孙吴的丞相是顾雍(吴郡顾氏)，上游统帅是陆逊(吴郡陆氏)，朝堂之上更是遍布江东世家子弟。靠着张温他们几个人，又怎么能撼动这些大族数百年的经营?更何况张温他们自己就是吴郡人，如此作为，又怎么能面对乡里?
因此，在此案后，张氏在东吴的地位也逐渐次于顾、陆氏;而据田余庆先生考证，暨艳家族本也可能是吴郡大族，却在此案后迅速寂寂无名，以至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中几乎都难觅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