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事

王鸣盛与正史异同的考辨之路
2026-10-16 12:01:26

乾隆二十八年,四十二岁的王鸣盛以母丧为由从光禄寺卿任上辞官,从此在苏州闭门不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经史研究之中。这位少年时便以“神童”之名闻名江南的学者,早年曾师从沈德潜学诗,又跟随惠栋问经义,在经学与诗文上早已成就斐然,却在中年之后毅然把人生的核心方向转向史学。他发现此前历代学者治史,大多侧重宏观议论与人物褒贬,却很少有人沉下心来,把从《史记》到《五代史》的历代正史,从头到尾逐字逐句梳理记载的异同,补正其中的文字讹脱与史实偏差。他立下宏愿,要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一部覆盖全部十七史的考史巨著。

王鸣盛治史,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核心宗旨。他明确反对传统史学里“纵横议论、随意褒贬”的空疏风气,提出史家的第一要务不是用春秋笔法评判历史人物的善恶,而是先把历代史籍中的“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考证清楚。他认为,只有先把史书记载的异同辨析明白,把讹误订正过来,后世读者才能真正看清数千百年间的建置沿革与治乱兴衰,至于历史事件的是非褒贬,完全可以交给天下后人自行评判,不需要史家带着主观预设强行定下结论。这种“不尚空论、专务考实”的治史理念,让他的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跳出了传统史学的窠臼。

《十七史商榷》的撰写过程,是一场持续二十余年的沉潜深耕。王鸣盛以毛晋汲古阁本十七史为底本,逐卷逐篇校勘文字,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把历代刊刻传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文字错误逐一订正。在此基础上,他又把各部正史之间的纪、传、表、志相互比对,梳理其中记载矛盾、彼此冲突的地方,结合其他文献佐证辨明真伪。他尤其侧重对地理、职官、典章制度的考辨,每一处郡县沿革的细微变动、每一项官制设置的前后变迁,他都要翻遍相关文献反复核验,绝不轻易下结论。全书名为“十七史商榷”,实际内容覆盖了宋人汇刻十七史之外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总共涉及十九部正史,总计一百卷。

王鸣盛的考史,常常能突破千年成见,发前人所未发。他毫不避讳地指出,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刻意追求春秋笔法,却忽略了很多关键史实的记载,导致大量典章制度信息缺失;他还考证出《新唐书》对《旧唐书·崔彦昭传》的删削失实,连距离唐代不远的宋代学者吴缜撰写的《新唐书纠谬》,都因为不明唐代典制而没能发现这个疏漏,直到千余年后才被他订正过来。他始终坚持“经以明道,不必空执义理求之也”,认为义理就藏在文字、训诂、传注的考证之中,不需要脱离史实凭空空谈,这种理念直接打通了清代汉学从经学延伸到史学的路径。

六十七岁那年,王鸣盛因为常年苦读一度双目失明,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停下治学的脚步。两年后他经医治目明,立刻重新伏案著述,直到七十八岁离世前,始终手不释卷。他留下的《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共同构成了乾嘉考史的三大支柱,李慈铭评价他“议论淹通,多足决古之疑”。这位以校勘异同、订正史实为毕生事业的史学家,用自己的实践告诉后世:历史的价值,从来不是空洞的褒贬评判,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考证之上,让被岁月淹没的真实,重新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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