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温病学派的发展历程中，王孟英以其独特的学术主张与临床实践，成为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既继承了叶天士、薛生白等先贤的学术精髓，又以批判性思维突破传统框架，在温病辨治、霍乱防治、食疗应用等领域提出创新理论，为中医温病学体系的完善注入强劲动力。
一、温病辨治：破“暑必兼湿”之论，立“新感伏气”之辨
王孟英对温病病因病机的阐释，以“破立结合”为显著特征。针对当时医界普遍认同的“暑必兼湿”说，他通过临床观察与理论推演提出异议：“暑与湿原是二气，虽易兼感，实非暑中必定有湿。”他以江南地区暑月旱年为例，指出若暑必兼湿，则此类年份湿邪难觅，显然与临床实际矛盾。这一观点澄清了暑邪的本质属性，为后世正确辨治暑温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温病传变规律方面，王孟英系统梳理了“新感”与“伏气”的差异。他指出，新感温病“自表入里”，初起多见卫分证；而伏气温病“自里出表”，起病即现营分或血分证，如“舌绛咽干，甚有肢凉脉伏之假象”。这种分类方法不仅完善了温病辨证体系，更指导临床对伏邪深藏、病情缠绵的温病采用“透邪外出”策略，避免误用温补导致病情恶化。
二、霍乱防治：辨寒热之异，创通腑之法
王孟英对霍乱的认识突破了传统寒热偏执的局限。他通过分析排泄物性状、舌脉特征及口渴与否，将霍乱分为热霍乱与寒霍乱：热霍乱“溲赤且短，便热极臭”，治以燃照汤宣土郁、连朴饮祛暑秽；寒霍乱“利者必是清谷而作臭秽”，治用理中汤、五苓散温中散寒。这种精准辨证使治疗更具针对性，显著提高了临床疗效。
在霍乱治疗策略上，王孟英强调“腑气通则脏气安”。他反对盲目攻下，但主张“温热以大便不闭为易治”，认为邪有出路则热易退。例如，他治疗翁嘉顺温病案时，先以白虎汤清气分热，继用大苦寒药泄热结，最终以甘润滋濡法善后，全程贯穿“通腑泄热”思想，体现了其对温病病理机制的深刻理解。
三、食疗应用：倡“以食代药”，融医理于日常
王孟英将食疗提升到理论高度，认为“药极简易，性最平和，味不恶劣，易办易服”。他在《随息居饮食谱》中系统分类食物性味功效，如称梨汁为“天生甘露饮”，甘蔗汁为“天生复脉汤”，西瓜汁为“天生白虎汤”，并详细记载其适应症与用法。这种“药食同源”的理念不仅简化了治疗手段，更降低了药物副作用风险。
临床实践中，王孟英常以食物配伍组方。例如，他创制“青龙白虎汤”（橄榄与生莱菔）解鱼面之毒，以“雪羹汤”（海蜇与荸荠）清热涤痰；治疗朱氏妇人晡寒夜热案时，仅用甘草、小麦、红枣、藕四味煮汤频饮即愈。这些案例充分证明，合理运用食疗可达到“简而不陋，约而不漏”的疗效。
四、学术精神：尊古不泥古，创新求真知
王孟英的学术成就源于其“学书不唯书”的批判性思维。他编纂《温热经纬》时，以《内经》《伤寒论》为经，叶天士、薛生白等诸家之说为纬，但“择昔贤之善者而从之”，对吴鞠通《温病条辨》中“霍乱皆寒证”等观点直言批评，并撰写《霍乱论》以正视听。这种敢于质疑权威、追求真理的精神，使其学术主张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同时，王孟英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他通过大量医案积累经验，如治疗陈邠眉之子案时，针对阴虚肝旺体质误用表散温补导致的变证，以炙鳖甲、龙骨、牡蛎等药平肝熄风、清热蠲痰，最终化险为夷。这些案例不仅验证了其学术理论的正确性，更为后世提供了可复制的临床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