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却在吕蒙白衣渡江的奇袭下迅速溃败，最终困守麦城。这场战役不仅让一代名将陨落，更成为蜀汉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令人困惑的是，从关羽撤军到被俘的近三个月间，刘备未派一兵一卒增援，甚至对近在咫尺的上庸守军刘封、孟达也未下达救援命令。这一“视而不见”的决策，实则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既包含对战略形势的误判，也暗藏权力博弈的隐忧。

一、地理隔绝与信息滞后：救援的客观困境

关羽败走麦城时，蜀汉与荆州的地理联系已被彻底切断。东吴控制秭归渡口后，从荆州入川的水陆通道均被封锁，关羽若想传递求救信息，需绕行上庸三郡至汉中，再翻越秦岭抵达成都。这条长达千余里的路线，仅单程通信便需月余，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待刘备得知消息时，关羽已陷入绝境。

更关键的是，东吴的封锁并非仅针对关羽。吕蒙袭取荆州后，对蜀汉官员展开系统性追捕，导致益州与前线的联系完全中断。史载“蜀中闻荆州有变，皆惶怖”，但具体战况却因信息断层而模糊不清。刘备既无法掌握关羽的实时位置，也无法判断其是否仍具备突围能力，这种“不知敌情、不明友军”的困境，使得任何救援行动都如同盲人摸象。

二、战略误判：从“乘胜追击”到“孤军深入”

关羽发动襄樊战役的初衷，或源于对刘备汉中胜利的误读。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击败曹操夺取汉中，自称汉中王，关羽随即出兵襄樊，试图复制“汉中模式”。然而，这一决策忽视了三大风险：其一，曹魏在荆州北部仍保有重兵，徐晃、张辽等名将随时可增援；其二，孙权对荆州的觊觎从未停止，吕蒙“白衣渡江”的计划早已暗中筹备；其三，蜀汉主力深陷汉中战场，无法对关羽形成有效策应。

刘备对关羽的行动虽未明确反对，但亦未提供实质性支持。他既未增派辅佐将领，也未协调孙权方面的外交关系，这种“默许”态度本质上是将关羽置于“试探性进攻”的定位。当关羽初期取得胜利时，刘备或许期待其进一步扩大战果；但当东吴撕破盟约、曹魏反扑时，刘备却因战略重心已转向益州，而无力同时应对两线危机。

三、权力博弈：关羽的“独立倾向”与刘备的防范

关羽的悲剧，亦与其在蜀汉集团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作为刘备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关羽长期独镇荆州，手握重兵且享有高度自治权。他不仅拒绝刘备干儿子刘封的监军提议，更对糜芳等益州派将领多加贬斥，这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作风，逐渐引发刘备的警惕。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王后，对关羽的封赏颇具深意。他虽授予关羽“前将军”之位，但未如诸葛亮所建议的“进位假节钺”，而是将其权力限制在荆州一隅。这种安排既是对关羽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潜在威胁的防范。当关羽在襄樊战役中声望达到顶峰时，刘备的“不救援”或许暗含“削权”意图——通过让关羽经历挫折，削弱其在军中的影响力，为刘禅继位铺平道路。

四、盟友背叛：孙权的致命一击与刘备的被动应对

东吴的背刺是关羽败亡的直接原因，但这一行动并非完全出乎刘备意料。早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刘就因荆州归属爆发过“湘水之争”，双方虽达成“以湘水为界”的妥协，但矛盾并未彻底解决。关羽北伐时，孙权表面配合实则暗中调兵，吕蒙“称病回建业”的计策，正是为偷袭荆州做准备。

刘备对孙权的动向并非毫无察觉，但他错误估计了盟友的底线。他或许认为，孙权为避免两线作战，不会在曹魏尚未崩溃时主动破坏联盟；亦或期待关羽能速战速决，在东吴反应前夺取襄樊。然而，关羽的拖延战术（围困樊城长达半年）给了孙权充足时间，当吕蒙兵临江陵时，刘备的任何救援行动都已为时晚矣。

五、历史回响：麦城之困的深层启示

关羽败走麦城，是三国时期最富悲剧色彩的事件之一。它不仅暴露了蜀汉在战略规划、情报系统、盟友管理等方面的短板，更揭示了封建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刘备的“视而不见”，既是客观条件限制下的无奈之举，也是主观权衡后的理性选择——在“保荆州”与“保关羽”、“联吴抗曹”与“削弱盟友”的矛盾中，他最终选择了牺牲局部利益以维护集团整体存续。

这场战役的教训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任何军事行动都需以充分的信息支撑和战略协同为前提；盟友关系需建立在利益平衡而非道德约束之上；而权力集中虽能提高决策效率，却也可能因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最终导致系统性崩溃。关羽的悲剧，或许正是对“权谋与道义”这一永恒命题的深刻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