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将“兴复汉室”的未竟之志托付给姜维。这位降将出身的军事家，在诸葛亮去世后主导了十一次北伐，试图以攻代守延续蜀汉国祚。然而，丞相之子诸葛瞻却在景耀五年（262年）上书弹劾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甚至建议以右将军阎宇取代其兵权。这场看似矛盾的权力博弈，实则是蜀汉末年战略路线、政治生态与国力现实的激烈碰撞。
一、战略分歧：北伐的“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
诸葛亮生前五次北伐，虽未实现“克复中原”的目标，却确立了“以攻为守”的国策。这一战略的核心逻辑在于：蜀汉地处益州，人口仅百万，与曹魏的千万人口形成悬殊对比，唯有通过外线作战转移内部矛盾，同时以军事行动彰显汉室正统性，压制益州本土豪强的反抗。姜维作为诸葛亮的军事继承人，完全继承了这一战略逻辑。他在洮西之战中以少胜多，歼灭魏军四万，证明北伐仍具备战术可行性。
然而，诸葛瞻的反对并非无的放矢。蜀汉后期，国力已近枯竭：姜维每次北伐需动员数万大军，消耗粮草数十万斛，而蜀汉全年赋税收入不过百万斛。256年段谷之战的惨败，直接导致蜀汉损失精锐万人，相当于全国常备军的五分之一。诸葛瞻在弹劾奏表中直言：“国内疲弊，百姓面有菜色”，这种民生困境与诸葛亮时期“民不知兵”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
二、政治博弈：降将的“军功政治”与士族的“守成思维”
姜维的北伐动力，除了战略考量，更包含深刻的政治逻辑。作为魏国降将，他在蜀汉朝堂缺乏根基，唯有通过军功巩固地位。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均限制其兵力（费祎时期姜维统兵不过万），直到253年费祎遇刺，姜维才得以全面掌权。这种“以战养权”的模式，使其北伐兼具军事与政治双重目标。
诸葛瞻的反对则代表士族集团的守成思维。他虽贵为丞相之子，但军事才能平庸，绵竹之战因拒绝黄崇“据险而守”的建议，导致全军覆没。这种能力缺陷使其更依赖政治手段维护地位：他通过联姻刘禅女儿、兼任尚书仆射等职，构建了以董厥、樊建为核心的士族官僚体系。弹劾姜维的奏表，本质是士族集团对“军功派”的权力制衡。
三、权力制衡：宦官的“暗线操作”与朝堂的“路线之争”
诸葛瞻与姜维的矛盾，还暗含宦官黄皓的推波助澜。黄皓作为刘禅宠臣，长期干预朝政，其政治诉求与姜维的北伐路线存在根本冲突：姜维主张“外战转内忧”，通过北伐凝聚人心；黄皓则推行“内治稳政权”，通过排除异己巩固权力。262年，黄皓曾指使亲信向刘禅进谗言，称姜维“久在陇西，恐生异志”，而诸葛瞻的弹劾奏表恰好与黄皓集团形成呼应。
这种权力博弈在绵竹之战后达到高潮。姜维因避祸沓中，导致汉中防御空虚，最终被邓艾偷袭成都。而诸葛瞻在战前虽痛斥“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但其战略失误（放弃山险而战平原）直接导致蜀汉灭亡。这种矛盾的结局，暴露了蜀汉末年“战略分裂”与“政治内耗”的致命缺陷。
四、历史回响：北伐的“延续性”与“透支性”
从战略层面看，姜维的北伐并非完全失败。洮西之战、狄道之战等胜利，曾短暂扭转战略态势，甚至迫使曹魏“关中虚耗，民不堪命”。但蜀汉的国力终究无法支撑长期战争：263年蜀汉灭亡时，国库存粮仅够支持三个月，而曹魏的储备足够十年之用。这种“以小搏大”的赌博式战略，最终因资源耗尽而破产。
诸葛瞻的反对虽含私心，却揭示了蜀汉末年的现实困境：当北伐从“战略选择”变为“政治惯性”，当军功集团与士族集团的矛盾超越国力承受极限，蜀汉的灭亡便成为必然。正如谯周在《仇国论》中所言：“夫民疲则必骚，骚则必乱”，这种对民生底线的忽视，最终葬送了刘备集团苦心经营的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