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以“贞观之治”开创大唐盛世，其虚心纳谏、勤政爱民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这位以“明君”载入史册的帝王，在晚年却因一系列争议性行为引发后世争议。从大兴土木到穷兵黩武，从干涉史书到迷信丹药，这些行为不仅暴露了人性弱点，更折射出权力巅峰者的精神困境。
一、权力失控：从纳谏如流到刚愎自用
李世民早期以“兼听则明”著称，魏征等谏臣的直言进谏曾是其政治清明的象征。但晚年他逐渐表现出对批评的排斥。魏征去世后，李世民因怀疑其生前结党，竟下令推倒其墓碑，并取消与魏家的婚约。更极端的是，他因谣言诛杀宰相刘洎，仅因一句“陛下宜自恃，勿轻举”便被扣上“谋反”罪名。这种对谏言的敏感与打压，与早年“以铜为镜”的胸襟形成鲜明对比。
对功臣的猜忌同样体现其权力焦虑。尉迟敬德作为玄武门之变的首功之臣，晚年却被李世民以“联姻试探忠诚”，甚至被诬陷谋反。李靖因战功遭无端斥骂后，选择“阖门自守”以自保。这些行为暴露出李世民对权力旁落的恐惧，以及通过打压功臣巩固统治的极端手段。
二、战略误判：穷兵黩武与国力透支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以高句丽“权臣弑主”为由亲征，试图完成隋炀帝未竟之业。然而，这场战争暴露出其军事决策的冒进性。高句丽城郭坚固、气候恶劣，唐军虽初战告捷，但因补给线过长陷入僵持。最终，李世民被迫撤军，此战消耗国力甚巨，导致“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李世民对继承人的选择失误埋下隐患。他因长孙无忌劝说放弃立才干出众的三子李恪，转而立懦弱的李治为太子。此举直接导致长孙无忌专权，最终引发“房遗爱谋反案”，李恪被冤杀，朝局动荡。李世民临终前虽写《帝范》警示李治，但已无法扭转权力真空下的政治危机。
三、精神崩塌：享乐主义与长生执念
随着长孙皇后与魏征的去世，李世民逐渐放弃早年节俭，转向奢靡生活。他斥巨资修建翠微宫、玉华宫等避暑行宫，甚至宣称“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将徭役视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这种对民生的漠视，与其“水能载舟”的治国理念背道而驰。
对长生的痴迷更成为其晚年的致命弱点。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中风后开始服食丹药，先试国内方士之药无效，后派王玄策从印度俘获方士那迩娑婆寐，炼制“长生不老药”。贞观二十三年，他服下丹药后暴毙，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因丹药中毒而死的皇帝。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折射出帝王对永恒权力的执念。
四、历史篡改：干涉史书与形象重塑
李世民晚年试图通过篡改史书掩盖玄武门之变的血腥。他多次要求查看《起居注》，并删减对自己不利的记载，将李建成描绘为“昏庸无能”，李渊塑造成“被动让位”。这种行为开创了帝王干涉史书的先例，导致后世对唐代史书的真实性存疑。
更荒诞的是，他因“女主昌”的谶语大肆清洗带“武”字的大臣。左武卫将军李君羡因籍贯、官职、乳名均含“武”字被处死，成为这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这种迷信驱动的屠杀，暴露出李世民对权力传承的极度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