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的吴国政坛，伍子胥以“掘墓鞭尸”的惊世之举与“倒行逆施”的临终预言，成为后世争议的焦点。他既是推动吴国称霸的军事奇才，也是因直谏触怒君王而自刎的悲情忠臣。从父兄惨死的楚国贵族到姑苏城的奠基者，伍子胥的一生折射出春秋时期复杂的道德困境与权力博弈。

一、隐忍复仇者：从逃亡到颠覆的生存智慧

伍子胥的复仇之路始于一场政治屠杀。其父伍奢因直谏楚平王被杀，兄长伍尚为尽孝赴死，而伍子胥选择“弃小义，雪大耻”，以流亡者的身份开启复仇征程。他辗转多国，最终投奔吴国公子光，策划刺杀吴王僚，助阖闾夺位。这段经历展现其非凡的隐忍与谋略：

昭关白头：为躲避楚国追捕，伍子胥一夜急白头，混出昭关；

乞食渡江：逃亡途中病倒，以乞讨为生，仍不忘“志岂尝须臾忘郢”；

分兵扰楚：任吴国太宰后，提出“三军轮番攻楚”战略，使楚军疲于奔命。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其“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将这种超越个人生死的大复仇视为春秋时期“士”阶层的精神典范。

二、战略家与实干者：吴国霸业的奠基人

伍子胥的军事才能与政治远见，直接推动了吴国的崛起：

军事改革：与孙武共同训练吴军，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在柏举之战中以少胜多，长驱直入楚都郢；

水利建设：主持开挖胥江，解决吴地水患，开创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苏州“胥门”至今留存其名；

外交斡旋：通过联齐制楚、分化徐鲁等策略，使吴国“西破强楚、北败徐鲁齐”，成为诸侯霸主。

范仲淹曾赞其“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强调他对吴国的双重贡献：既以复仇推动吴国扩张，又以实干巩固国家根基。

三、悲剧预言家：直谏触怒的必然结局

伍子胥的悲剧源于其刚直不阿的性格与吴国权力结构的冲突：

反对存越：夫差战胜越国后欲放勾践，伍子胥力谏“越之存亡，乃吴之存亡”，却被斥为“老而昏聩”；

阻挠攻齐：夫差北上争霸时，伍子胥预言“越国为腹心之疾”，遭伯嚭谗言构陷“谋反”；

临终诅咒：被赐剑自尽前，他要求将眼珠悬于东门，“以观吴国覆灭”，九年后预言成真。

这种“以死谏君”的行为，在后世引发激烈争论：

褒扬派：苏轼称其“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王安石赞其“折不测之楚，名震天下”；

批判派：金代王若虚斥其“勇而无礼，为而不顾”，明代邵宝直言“仇一人而戕一国，流毒宗社”。

四、历史镜像：复仇伦理与国家大义的永恒辩题

伍子胥的争议本质是个人伦理与国家秩序的冲突：

复仇的正当性：他掘墓鞭尸的行为突破了“尸不葬”的春秋礼法，但被视为对暴君的终极控诉；

忠君的边界：申包胥“存楚”与伍子胥“灭楚”的对比，凸显了“小义”（朋友之信）与“大义”（国家之忠）的矛盾；

权力游戏的牺牲品：伯嚭的谗言与夫差的猜忌，暴露了春秋时期“功高震主”的生存困境。

五、后世回响：从香火到争议的文化符号

伍子胥的影响力超越历史，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

民间祭祀：吴越地区至今有伍子胥庙，王令诗云“鬼籾久应除佞嚭，民思今果庙神胥”；

艺术形象：秦腔《出棠邑》、京剧《伐子胥》等剧目，将其塑造为“忠孝双全”的典范；

现代反思：梁启超称其“智勇深沉，真一世之雄”，而当代学者则从“报复型人格”角度，探讨其行为的极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