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标志着明朝覆灭。然而，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皇帝”生涯仅维持42天便仓皇退出京城。这段短暂的历史，既是个人政治智慧的试金石，也是农民政权转型失败的典型样本。李自成在京期间的决策与行为，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军在夺取政权后面临的治理困境与战略失误。
一、政治失策：拷掠百官与士绅离心
1. 追赃助饷：以暴力手段解决财政危机
李自成入京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军饷供给。大顺军此前依赖“以战养战”模式，但攻占北京后，这一模式难以为继。为快速筹集资金，李自成采纳丞相牛金星建议，对明朝官员实施“追赃助饷”政策：按官职等级勒索赎金，中堂需缴10万两白银，部院京堂7万两，翰林3万至1万两，小官数千两。执行者刘宗敏制作5000具带铁钉的夹棍，严刑拷打拒缴者，导致1600余名官员被折磨致死，甚至首辅魏藻德也被拷打致死。
2. 士绅集团的反噬
明朝士绅阶层垄断财富与资源，本应是大顺政权拉拢的对象。但暴力追赃使其身体与心理遭受双重折磨，转而投靠清军。例如，谋士范文程、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人均在清军入关后成为对抗大顺的核心力量。士绅的背叛直接导致大顺政权失去统治精英支持，京城内反李传单一夜之间贴满大街，民心迅速瓦解。
二、军事溃败：轻视清军与战略误判
1. 山海关防务的致命漏洞
李自成虽意识到山海关的战略价值，但仅派降将唐通率8000人驻守，未派嫡系将领或主力部队。此举暴露两大问题：其一，对清军威胁估计不足，未建立有效防御体系；其二，军队分散于西北、湖广等地，北京周边兵力空虚。当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时，大顺军在山海关仅有8万兵力，且因长期流动作战缺乏训练，难以对抗清军八旗劲旅。
2. 吴三桂叛变的连锁反应
吴三桂原已接受招降，但因父亲吴襄被“追赃”、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转而勾结清军。李自成亲征山海关时，行军迟缓且轻信吴三桂假意投降，错失战机。清军以逸待劳，红衣大炮轰破大顺军阵型，导致全线崩溃。此战不仅失去山海关防线，更使大顺军士气遭受重创，北京门户彻底洞开。
三、内部失控：骄奢腐化与权力真空
1. 纵兵劫掠与民心尽失
大顺军入京初期纪律严明，但很快因纵容部下劫掠而失控。刘宗敏强占吴三桂家产、奸污官宦女子，甚至普通百姓也遭殃。李自成虽试图约束，但刘宗敏公然顶撞：“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百姓从夹道欢迎到“都人嫁女于贼营者甚多，甚以为荣”的态度转变，仅用十余天便因劫掠而逆转。民怨沸腾下，大顺政权失去社会基础。
2. 权力结构的先天缺陷
大顺军本质是各路农民军松散联盟，李自成仅靠个人威望统率。入京后，牛金星、宋献策等谋士内斗，李岩等精英人才被排挤。政权缺乏有效行政架构，政令不畅、职责不明，地方治理陷入混乱。例如，大顺军未建立稳定税收制度，仅靠“追赃”维持军费，导致财政不可持续。
四、战略短视：未完成从流寇到统治者的转型
1. 忽视关外清军的威胁
李自成未及时调整战略定位，仍以“流寇”思维应对局势。他未效仿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整训军队，也未加强东北防务。清军早在1642年便通过皇太极信件劝降吴三桂，而李自成对清军野心毫无察觉，甚至在清军联络大顺军共同灭明时未予重视。
2. 仓皇称帝与退出决策
山海关战败后，李自成未选择坚守北京调集援军，而是延续流寇作风仓皇西逃。1644年4月29日，他在西安称帝后次日即退出北京，次年更在湖北被农民误杀。这种遇挫即逃的决策，暴露其缺乏统治者的战略眼光与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