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与赵国都是战国七雄之一，在战场上也都平分秋色，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一说赵国，可能，最先从大多数人脑海里蹦出来的，是“赵氏孤儿”、“胡服骑射”;而对于赵国的“最初”，或许，就不那么耳熟能详了。再要是说赵国跟秦国“五百年前是一家”，恐怕，之前尚不知此节的人们，会多少惊诧。
可他们，赵国和秦国，的确“同宗同源”，虽然分开得比五百年要长，但仍曾是一家。
嬴，作为最古老的姓之一，跟殷商(商代)统治者(商帝)，属相近族源，都是候鸟崇拜，且所崇拜的候鸟，都是“玄鸟”，也就是今天我们通常说的“燕子”。
由于这样的相近族源关系，加上特有的“驭马”(驯化马匹)能耐以及恐武善战的特性，“嬴部”即嬴姓部族，在商代，一直都担当着重要角色。至商中后期，嬴部的族领“中谲”(又做“中潏”)，更被封“西陲大夫”，承担了为商帝国镇守西部边陲的任务，举族赴任，在“西陲”经营起来。那个可以叫“西陲”的地方，跟周王朝发祥地和后来秦国的发祥地，具有相当高的重合度;中谲率部族在其地的经营，可以说是秦国后来“西霸戎狄”的最基础。
继承中谲担任嬴部“族领”的，是他儿子蜚廉。蜚廉的“嫡子”叫恶来，恶来有个弟弟叫季胜。如果说，恶来是秦的老祖，那他的亲兄弟季胜，就是赵的老祖。
蜚廉和恶来，都是商末重臣。周王朝替代商朝后，他们所带领的“嬴部”，成了罪人。而“非嫡”的季胜及后代，却没遭到同样看待，只是被“夺姓”，勉勉强强在中原卑微地存活了下来。几代后，季胜的曾孙“造父”，凭借驯马专长，在天子脚下得了个“弼马温”式的小小职位;后因立下救驾大功，得到天子周穆王(姬满，在位五十五年)封赏——擢升“大夫”、邑“赵城”。
赵城，有说是现在河北省赵县，也有说是在山西;反正不管在哪儿，都是个小不言言的地方。造父的后代，就在那里生发，并“以地为氏”，自称赵氏，便是赵国的由来。
不嫌聒噪地说这么多，就是要明晰，秦、赵，原本一家，都发源于恐武善战的“嬴部”。因此，从基因学角度讲，这两个诸侯国，跟其他众多诸侯国相比，都更具有“军国”式的国家性格;而且，直至“分开”六七百年后的战国时期，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军国性格，都还是很有相似之处，跟其楚、魏、齐等军事强国相比，很多不同。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相似度极高的军国性格，使得秦赵两国在战国时代的扩张中达成接壤的直接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更趋于轻视甚至是绕过、忽略外交努力，更轻易地就动了用拳头说话的念头，一旦打起来，也更会是硬碰硬的“干剌”模式。如此一味下去，双方自然会在军事的优劣长短方面，愈发了解，以至于在最后“决死”的阶段，山东诸国中，有了“唯赵可以克秦”的概念性共识。
(二)赵国军事能力更胜一筹
在史称“战国七雄”的秦、齐、楚、燕、韩、赵、魏这七个诸侯国里，秦、赵两国，相比较而言，面临的生存形势，更需要战争。
秦国的东方，是战国初期最强大的魏国，南边是庞然大物的楚国，西北则被“戎狄”包围。战国早期，秦国饱受新兴的魏国侵略，同步地也持续在与戎狄作战，跟南方的楚国，也偶有摩擦。因为物候资源和治政思路等方面的原因，秦国积贫累弱、饱受摧残，以至于差点儿被魏国联合其他五国瓜分。商鞅变法，就发生在这样国将不国的危机关头。
商鞅变法是针对性极强的变革，其中重要部分，就是最大限度激发起秦人恐武善战的本性，使其在变法构成的纯军国框架下，生发成强悍军团，从而有效抗击戎狄、削弱魏国、震慑楚国。商鞅变法末期开始，秦国进入“常战”状态，在不断的战争实践中，愈炼愈强。
相比秦国，赵国的安全形势更为严峻。电视剧《大秦赋》中多次提到的“四战”之势，很形象。所谓“四战”，即四面都存在军事对立。具体讲，东南方向，是富庶且军力也很强的齐国;西面先是战国初期的“盟主”魏国，后来又是性格仿佛、战力卓著的强秦;北面是尊贵的燕国(燕国先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召公”，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七十多个诸侯国里仅有的三个“公爵”国即“公国”之一，依制可设“双都”)和比燕国凶悍不知多少的匈奴。
相比与秦“周旋”数百年、已相当程度“共融”的戎狄，从寒冷的北方俯冲而下、几乎吞灭“东胡”的匈奴，侵略性要强得多，战力也凶悍得多，给燕赵造成巨大压力，致使好战且善战的赵国，不得不地承担起抵御的功能，一边抵御，一边还得提防燕国趁火打劫。貌似孱弱的燕国，历史上也曾有名将乐毅及其相当辉煌的战绩。再加上国富民丰、战争底气足的齐国所构成的战略压力，赵国的军事发展，在相当长时期里，比秦国更迫切、更需给予专注。
众所周知的“胡服骑射”，就是巨大安全危机下赵国军事策略和战法的重大突破。之后，赵国对匈奴的战争，开始转向主动。凶悍的匈奴，事实上成了赵国军力增进的直接推力。
两厢比较，从战争实践角度看，赵国的战力，并不弱于秦国。在防御作战方面，赵国甚至强于秦国和其他所有诸侯国，在战国时代，长期占据老大位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秦国决意吞灭赵国后，采取全面攻势的战争，屡屡遭挫，数度兵临邯郸城下而竟不能破而成功。
综合来看，国家综合实力远不如秦国的赵国，在战争能力上，甚至还胜过秦国一筹。即便是在长平之战损失了四十多万精锐之后，赵国的战力，仍不可小觑。
(三)始皇帝嬴政的个性与早期经历的影响
秦国旨在吞灭赵国的军事动作屡屡受挫、很显艰难，除了上述国家性格、战力对比等因素，笔者认为，还有一个不该忽视的原因，就是秦始皇帝嬴政(秦王政)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年轻的秦王嬴政跟他的军事臣僚就“赵国问题”的分歧。
战争，是武力角逐的最高表现形式。武力角逐的参与者，可谓“武人”;绝大多数军人，都是武人的本质。武人的本质里，有个任凭他们自己怎么不愿面对怎么不肯承认都板上钉钉存在且普遍存在的特性，就是敬服(也可以说“畏惧”)强者。而强者，通常来讲，最容易“识别”的，就是曾经战胜过他们的人。
这个似乎不那么“英雄”的特性，从心理学角度讲，实在再正常、再普通不过。在这点上，秦国的武人、军人，并不例外。因此，还是从心理学角度讲，他们虽然极大可能跟他们的君主一样，矢志平灭六国、鲸吞天下，但到了赵国这个具体对象上，就难免会因与之交战负多胜少的过往，而不由打心底里畏战。一点点，就一点点。
但就是这一点点，也能让左右那些没有他们那种心理阴影的文官，敏锐捕捉到，也足以令心理上比他们阴影面积大得多但且性质完全不同的年轻君主，产生逾越理性的感受。
嬴政出生在赵国国都邯郸，在那里度过了几乎全部的童年(大约十岁才离开)。那个出生，是有如逃亡中囚徒式的出生;那个童年，是困苦、屈辱、危险相交织的童年。关于此，近前热播的电视剧《大秦赋》表现得不充分，甚至带着异想天开式的文艺性虚构，给他“配备”了文武全能的老师(申越)和兼有保护功能的贴身玩伴(冬姐)。
不知作者这样的刻意虚构，是想告诉观众曾被叫做“赵政”(为了安全，不敢冠本姓)的嬴政自幼“有学有情”，不是“野孩子”，还是想给可怜的“赵政”一个不那么孤独的童年。依笔者看，前者可能性更大。因为，剧中，在赵国的嬴政，是被所有人直呼“嬴政”的(这个应该不符史实)，是个一转身就成了比母亲还高的少年的翩翩公子(这个肯定不符史实)，基本没童年什么事儿。那在剧中比片尾字幕闪的还快的邯郸童年，要真如剧中安排的那些情节，恐怕，就没有后来的秦始皇帝了。
抛开《大秦赋》作者的乡土情怀和或许有或许没有的这这那那思想企图，退回到经典史籍和由之而生的、遵循基本人性和基本历史环境的轨迹上来，想象名叫“赵政”的小孩子在赵国都城邯郸或者左近什么地方所度过的童年，肯定会是凄凉、困苦得多的样子。鉴于这不是本文重点，就先点到为止在这里。
往下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童年，都是那么那么的重要;凄苦甚至屈辱再夹杂不时的危险的童年，势必形成巨大阴影;而当这个人的命运后来发生极大改变，且这种改变的最重要动因之一，是离开了给他留下巨大阴影的那个地方，就会产生对于那个地方的“移情心理”，即：潜意识里，他会把内心那片巨大阴影，都投射到那个地方。
具体到秦始皇帝嬴政，可以说，山东六国中唯一对他来讲有着具体印象并怀有情感的，就是赵国。而那所有的具体印象和所有的情感，都是负面、严重负面的!
任谁，在这样的潜意识下，都不大可能对所“具体地恨”着的那个地方，保持纯粹客观的、充分冷静的，理性。
再要是这个人还年轻，背负包括平灭那个地方在内的重大历史使命，掌握几乎没有限制、完全没有监督的巨大权力，做出非理性的判断和决策，就近乎自然而然、无可转圜了。
因而，他，年轻的秦王政，对陛下将领们关于赵国的畏战情绪，特别敏感，特别容易脱离客观而产生“被迫害妄想”式的主观臆断——寡人让赵国害的那么苦，汝等却偏偏不想去打赵国，却是何意?!
这根筋拧起劲儿来，加上首先击破并覆灭赵国的动议在战略层面上的“理论性正确”，将领们也就只好在不够充分准备的状态下，接受旨在平灭的对赵国的攻伐使命。
准备不足加小小怯战心理，再加被“王”强求的一丝丝不情不愿，所有这些，贯诸于一切行动，战术和相关细节不出错漏，实在太难。再加上人家赵国那边拼死自救的心态和成熟很多也强悍一截子的防御性战力，劳师远征的秦军，没大败，已然万幸;拉锯式的“费劲”，认真说起来，还算好的结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