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刘之变，是一场由苗傅和刘正彦发动，诛杀宋高宗赵构宠幸的权臣及宦官以清君侧，并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两岁的皇太子赵旉的兵变。“苗刘之变”的起因，正是人民不满高宗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公元1126年，金国大军兵临北宋都城汴京，战争以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掳走而宣告结束，史称靖康之难。逃过一劫的宋高宗赵构，承载着北宋臣民的希望，登上帝位主持大局。高宗经过一番“斟酌”，决定到扬州“暂避风头”。
不久之后，金军再次南下打击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建炎三年二月，金军的东路军前锋已经到达安徽天长附近。在扬州行营的宋高宗感到很害怕，连忙渡江逃往杭州。
02南宋苗刘之变高宗刚到杭州不久，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就发动兵变，诛杀了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和宦官康履，逼迫高宗让位给年仅三岁的皇子，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史称“苗刘之变”。
这年四月，大臣张浚联合吕颐浩、韩世忠、刘光世等人，率军讨伐攻克杭州。苗刘二人先后被俘，五月在南京被处以肢解之刑。
从南宋王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苗刘之变是一次叛乱。任何历史事件只有把它与周围现象联系起来，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同样，将苗刘之变放在南宋初年错综复杂、激烈广阔的矛盾冲突中，会发现苗刘之变实际上是南宋军民不满高宗逃跑政策的怨气发泄。
下面我们从南宋面临的矛盾、兵变参与者、兵变诉求、兵变后的建议措施、反对兵变的亲历者说法五个方面来分析。
03南宋初年面临的矛盾01 亡国灭种危局和高宗妥协逃跑的矛盾
在南宋建立之初，黄河以北地区虽然已经被金军占领，但是当地的宋民并不服从金国的统治，自发组成了山水寨等抗金义军武装力量。沦陷区军民虽然遭受金军铁骑的残酷蹂躏，但是抗敌护地求生的意志十分坚决。
反观以宋高宗为代表的南宋朝廷，虽然口号上以实现中兴大业为己任，却不做任何实际抵抗的部署。不仅如此，高宗还罢免了抗战派首领李纲的相位，开始启用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为相。拒绝宗泽还驾东京的建议，以“法古巡狩”的名义移驾扬州，实际是为了逃跑躲避。
如果说这些事让广大军民感到气愤，高宗还有让人寒心的神操作。
宋高宗在移驾扬州几个月后，竟然下诏解散北方沦陷区的抗金义军，指责抗金武装是“聚寇”。又过一个月，因八字军喊出的口号是“赤心报国，誓杀金贼”，高宗下旨解除抗金义军领袖王彦对八字军的领导权。更有甚者，高宗杀掉了当时有名的爱国人士陈东、欧阳澈。在扬州大溃退时，高宗身边的禁军士兵不满高宗逃跑而痛哭流涕，因语言不当被高宗用剑杀死。
从沦陷区宋民的自主抗战，对比高宗一味逃跑避战的实际行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军铁骑无情吞噬蹂躏着宋朝的土地和百姓，民众不愿做亡国奴，自发进行顽强抵抗。高宗政策与百姓的行动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格调，无疑是向金军表明：南宋将偏安东南，不再理会中原死活。
02 尖锐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民众不满情绪
北方沦陷区的抗金义军处境十分艰难，已经到了用车载着尸体当作干粮的地步。高宗却在扬州仓皇溃逃时，转移府库存货通宵达旦。最可恶的是都统制王渊，在这两年间大发国难横财，仅他一人的家当就装了十艘大船。深得高宗宠信的宦官康履、蓝珪等人，家私也占用了十余艘船。
扬州溃逃事出突然，很多达官贵族利用手中特权，占用大量的船只，然而逃命的百姓却没有船来装载自己的妻子儿女，只能站在江边哭泣。金军的小股骑兵到达渡口时，还有十多万百姓无法过江，超过一半的百姓跳江自杀或者被骑兵杀死。
达官贵人们并不觉得是在逃难，反而像是游山玩水。在经过苏州时，官员们竟然比赛射河里的鸭子。刚到杭州，就将百姓的房屋霸为己有。贵族们心血来潮，决定到钱塘江去观潮，一时间道路两旁全是搭建的帐篷。
03 重开应奉局成为点燃众怒的导火索
应奉局，是宋徽宗年间开始设立的官署，专门制造宫廷里面用的珍巧器物。后来逐渐也包括搜罗奇花异石、名木佳果运送到京城，也叫花石纲，把当地百姓压榨得苦不堪言。
因朝廷官员的奢靡生活摆在眼前，杭州城内逐渐传出宋高宗有重开应奉局的想法，军民对此都深信不疑。国难当头，宋高宗却不思抗击金军，不体恤百姓疾苦反而要鱼肉人民。民间的“怨愤嫉恨”被点燃了，以苗傅、刘正彦为首的士兵发动了兵变。
04从兵变的参与者来看苗傅和刘正彦是苗刘兵变的主角，两人都是宋高宗的御营亲信将领。宋高宗在应天府继位时，苗傅就已经跟随高宗了，可以说是高宗的嫡系亲信。刘正彦也是名将之后，他父亲是与北宋种师道齐名的大将，刘正彦当时担任御营右军副都统制。
苗刘之变的主要参与者是士兵，其中浴血苦斗的抗金义军和铤而走险的武装农民占大部分。高宗自认为对士兵很好，在兵变过程中却“卒无一人能效力”，军心所向在此处看得清清楚楚。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苗刘二人首先都是高宗的亲信之人，两人并没有狼子野心;其次苗刘二人只是武将，并不是位高权重善计谋的人。但是二人振臂一呼，这么多的士兵百姓都愿意参加兵变，主要原因是军民对南宋朝廷不抵抗政策和享乐腐败行径的极度不满。
05兵变的主要诉求目的苗刘之变的主要诉求目的有四个：
一是诛杀王渊。王渊担任御营都统制，在接到金军逼近的战报后，不顾扬州数十万百姓的安危，自己率先渡江。当时有人建议他驻扎镇江，凭借地理优势阻击金军，王渊无耻地说退守杭州比镇江更好。王渊这种胆小如鼠，遇敌只想逃跑的人，高宗竟然让他掌管南宋的军事大权。
二是诛杀宦官。北宋末年，童贯、梁师成等宦官把持朝政，倒行逆施的恶果还没过去多久，宋高宗就对宦官康履、曾泽等人恩宠有加。那时候，只要能够结交内侍宦官，送礼讨好他们，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苗刘之变总共杀死了100多名宦官，实际上是发泄了军民对宦官祸国殃民的愤恨。
三是惩治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是当时的投降派代表，他们身居相位，对金军的南侵掠夺丝毫没有作为，反而驱逐有抗金功绩的李纲、宗泽等人，更是谗言导致高宗杀害抗金名士。
在扬州大溃退时，愤怒的军民将司农卿黄锷错当成黄潜善杀死，可见民间对投降派是恨之入骨。苗刘之变后，高宗只是罢免了黄潜善和汪伯彦的相位，后迫于压力，高宗才将二人贬到岭南。
四是高宗禅位。苗刘之变逼迫高宗传位给皇子，理由是高宗不应该登皇帝位，否则被掳走的宋钦宗回来，将处在什么位置呢?这一条要求也是让苗刘之变争论最多的地方。
苗刘提出的高宗禅位的理由，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在此之前就有陈东等人提出过。现在苗傅、刘正彦再以此为理由逼迫高宗禅位，最主要的原因是对高宗所作所为的失望。高宗登上帝位以来，一味逃跑，丝毫不能领导军民抗击金军，这一点，连高宗自己在后来的复辟诏书中，也承认自己“专以讲和好息为计”。
06苗刘之变后的建议措施建议一：定都建康。在南宋前期，定都建康还是临安，反映了抗战派和投降派的分歧差异。
如果定都建康，可以控制襄汉，经营淮甸，对金军采取进则能战的态势，另一个好处是能够对沦陷区的军民起到鼓励作用。
如果定都临安，则完全丧失了收复北方的可能性，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偏安一隅，这是投降派的选择。
我们从苗刘二人的建议可以看出，苗刘二人是坚决的抗金派，同时也能说明苗刘发动兵变以及要求高宗禅位的原因。
建议二：加强江防。苗刘之变后，刘正彦向当时的宰相朱胜非说起江防问题，表示自己愿意到前线去，但是朱胜非没有同意这个建议。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苗刘二人对防范金军南侵是有所规划的，同时，朱胜非可以拒绝刘正彦的提议，说明苗刘之变并没有强制控制南宋朝堂，是商量着来的。
建议三：重用抗战派领袖张浚。建议由张浚率领经营陕川西线战场，形成抗击金军的钳形布局，寻找时机击破敌人。张浚没有同意，最后就是张浚带兵前来平定了苗刘之变。
从苗刘之变后的建议看，都是围绕扭转朝局逃跑策略，实现上下一心的抗金大局，以收复北方沦陷之地为己任的，采用兵谏来实现这样的愿景，也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
第一位是朱胜非。在整个兵变过程中，宰相朱胜非与苗傅、刘正彦接触周旋，一直等到勤王军队的到来。但是朱胜非自己说“当时杭州城内很多的幕官将佐、使臣军校都认为苗刘是忠义为国，别无异图。
第二位是郑瑴。兵变时担任同签书枢密院事，他本人并不赞成苗刘之变，但却坦言当时的军民并不认为这次兵变有什么不对，都认为这是“以义胜不义，以公灭私”。他甚至把这次事变与靖康时东京军民挽留李纲请诛六贼的爱国运动相提并论。
当我们深入南宋初年复杂的社会形势中，会发现苗刘之变是士兵代表广大军民的意愿，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对宋高宗为代表的逃跑避战政策和祸国殃民行径的一次兵谏。
从历史意义上来看，苗刘之变就像是民众对南宋朝廷的当头一棒，让宋高宗意识到逃跑避战是不得人心的，对南宋转变抗金思路起到了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