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初年，曾发生了”真假李福达案“，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小说《回到明朝当王爷》中，弥勒教教主李福达阴谋反叛，遂通过结交权贵，化名张寅混入军中，意图掌控一定兵权造反，结果被主角最终化解。这虽是一本历史架空小说，但该事件却并非完全虚构，其历史原型便是“真假李福达案”。
指挥使被告发为反贼，后经审理认定为诬陷
在历史上，如果说哪个民间邪教最为出名，白莲教绝对首当其冲，历史上很多民间起义，背后都有白莲教的影子。在明朝正德初年时，山西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人李福达，便曾跟随王良、李钺通过白莲教教义，吸纳了大量教众。
在势力发展起来后，王良、李钺等人率领教众发动起义，但不久便在官府的围剿下宣告失败，李福达被捕后，由于不是主谋，因此并未被杀，只是被发往山丹卫(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充军。
后来，李福达从山丹卫逃走，改名为李午，但不久便暴露被捕，再度被发往山丹卫。不久后，李福达再度逃走，逃至陕西洛川一带，靠着早年学来的本事，继续暗中传习白莲教，一时间“远近争附，随其贫富，有献至千金者，破产也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撞而至”。
在教众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李福达又和邵进禄、惠庆等人在陕西起事，结果再度遭遇失败，但李福达本人却下落不明。
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山西徐沟县民薛良告发太原卫指挥使张寅，言称张寅正是曾化名李午的反贼李福达，并说张寅家中的族谱系其伪造。
由于事涉官员，且是谋反大案，地方官员不敢隐瞒，连忙将案件上报，巡抚毕昭不敢怠慢，连忙亲自出面调查。后五台县报称张寅确实为该县天池都军匠户，徐沟县则证实薛良确实与张寅有仇，陕西方面则回复说李午案的人犯已经去世，已经无法帮助辨认，但根据其抄送来的案卷，根本无法将张寅与李午案联系起来。
嘉靖五年(1526年)二月，山西按察使李钰综合各方线索，认定薛良所告多属虚捏，并将结果上报新任山西巡抚江潮，江潮复审后认定了这一结论，李钰遂拟将薛良以诬告谋反罪发遣口外为民。
按理来说，案件审到这一步也就算了告一段落了，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之后由于牵扯到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之争”，竟然导致了案情的进一步扩大。
由于事涉“大礼仪之争”，李福达案迅速扩大化
当时，张寅之子张大仁远在京城，只知道父亲被抓下狱，却不知道案子已经审结，为了搭救父亲，便跑去向武定侯郭勋求救。张寅原本乃是通过捐纳入仕，在出任指挥使后与武定侯郭勋交好，因此郭勋听说此事后，便行文山西为其诉冤。
正德皇帝去世后，由于其膝下无子，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大臣们最终拥立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佑樘之侄、兴献王朱祐杬的次子朱厚熜即位。朱厚熜即位之后，围绕着“继统”与“继嗣”，明世宗朱厚熜与大臣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交锋，这便是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之争”。
到嘉靖三年(1524年)时，先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于正月被罢免，同年七月又发生“左顺门惨案”，由于杨慎、王元正等231位大臣(《明史》称229人)在左顺门跪地死谏，朱厚熜一怒之下将134人收监，另对五品以下180余人施以廷杖，直接当场打死17人。此事之后，君臣双方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
虽然“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但由于这次争论不仅是宗法礼制之争，同样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因此当时的官员们大多站在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一边，并对支持皇帝的武定侯郭勋等勋贵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极为仇视，而“李福达案”的扩大化也因此而起。
嘉靖五年(1526年)五月，时任山西巡按御史的马录收到郭勋的行文后，认为可以利用此案将郭勋扳倒，于是当即游说都御史江潮等人，将前次的审讯结果全部推翻，并将张寅作为李福达判处谋反重罪，同时与众官员上书弹劾郭勋交通妖贼李福达谋逆。
马录等人的奏疏送抵京城后，顿时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给事中张逵和都察院一众官员纷纷弹劾郭勋，因“大礼仪之争”而分为两派的官员，在朝堂上再次吵成一团。不明真相的嘉靖帝也不敢轻易决断，只得下令锦衣卫将相关人等押赴京城，交由三司会审。
皇帝亲自主审查明真相，大量官员因此案被处理
嘉靖六年(1527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刑部尚书颜颐寿为首的三法司在京畿道审讯张寅案，虽然始终无法取得统一的供词，但由于立场问题，颜颐寿等人赞同马录之说。不过，这个结果并不能令嘉靖满意，嘉靖帝下令让三法司继续细细审理。
三月二十六日，三法司再度审讯此案，事后颜颐寿向皇帝汇报，仍然表示支持马录之说，但嘉靖帝仍然不满意。嘉靖表示，不是自己有意偏袒保护，只是你们的审讯和先前毕昭等人的审讯结果差异太大，并称等到自己斋祀完毕，便要亲自审讯此案。
大学士杨一清闻言，连忙上前劝解，表示此事何须劳动皇帝大驾，只要颜颐寿等人细细查问，必定能够查清真相。
四月四日，颜颐寿等人接着审，颜颐寿等人认为如果继续如同前次那样汇报，必然还是过不了皇帝那关，于是他们改拟张寅为妖言罪，依律当斩，其子张大仁、张大义等不在连坐之列。
嘉靖帝拿到审讯结果大怒，表示“死刑大狱不可轻有出入”，直接对着颜颐寿等人就是一顿臭骂，“你们之前偏听偏信，轻易便给人判处谋反重罪，如今不见实证又改拟妖言罪，就算改判却又追究薛良的污蔑之罪。”
出于对颜颐寿等人的失望，嘉靖帝直接下令召原本审理此案的毕昭、李珏、李璋、江潮等人入京当面对质。
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初三，在毕昭等人赶赴京城后，嘉靖帝直接下令让颜颐寿等人当廷审讯，结果毕昭等人皆表示，此案乃是因为薛良与张寅有仇，这才“将李午妄作李福达，李福达妄作张寅，并无聚众谋反，惑众称乱等情”，而此前指认张寅为李午的石文举等人则一致承认“误认张寅即系李五”。
对于这个审讯结果，嘉靖皇帝大怒，并于八月初五下令让桂萼摄刑部、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事，继续审讯张寅案，务必查清冤案详情，并追责制造冤案的官员。
经过桂萼的调查，最终查明此案中除少数官员疏忽失职外，其他人均属有意罗织罪名，意图构陷武定侯郭勋，例如人证韩良相和李景全本不知张寅是李福达，乃是在山西布政司承差胡针的指使下才这么说的;又如曾经见过李午的石文举，他明知道张寅不是李午，乃是在知州杜蕙的指使下强行指认的。
最终，根据查获的证据，桂萼等人拟定判决：举报人薛良因诬告罪判处秋决，巡按御史马录、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按察司金事章伦、署都指挥金事马豸等因“官司故入人死罪”判处徒刑四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刑部尚书颜颐寿、左侍郎王启、察院右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右少卿顾怭、左寺丞汪渊等因查案不实判徒刑四年，人证韩良相、石文举因故意行伪证判杖一百、徒三年，山西巡抚江潮因复核过失判杖八十、徒两年。
桂萼等人的题本上呈后，嘉靖帝批准了对于大多数官员的量刑，但却要求加重对山西官员们的惩罚，原本打算以“奸党罪”定马录等人死罪，后经桂萼等人劝谏，才决定改判巡按御史马录、大理寺少卿徐文华、御史程启充、给事中刘琦和张逵等人流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