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即蜀汉怀帝，又称后主，字公嗣，小名阿斗。三国时期蜀汉末代皇帝(223年—263年在位)，汉昭烈帝刘备之子，母亲是昭烈皇后甘氏。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人们对蜀汉的开国之君刘备还是比较认可的，但对于他的继任者后主刘禅，则多微词，往往以“庸主”称之。
尤其是投降曹魏，回复司马昭的问话时，说了句“此间乐，不思蜀”后，更是给人们留下了个无情无义的“傻子”、“白痴”的形象。
刘禅真的是如此不堪吗?
下面，我们根据史料，聊一聊发生在刘禅与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之间的一些事，以及他自己选择的结局后，可能会颠覆大家对他的认知。
一、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夷陵之战失败后，退守白帝城的刘备病倒了。临终前，他把刚刚建立的小朝廷及自己十七岁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
可能是出于责任重大的考虑，也可能是为了落实与刘备商定的“隆中”战略，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随即全面承担起了治理蜀汉的重任。
他事必躬亲、废寝忘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几乎包揽了一切政务。而且，专权独断，当仁不让——建章立制，治国安民;平定南蛮，稳固政权;率军北伐，力图一统。
同时，诸葛亮谨言慎行，时时尊奉后主刘禅，礼节上没有丝毫僭越之处——该汇报，就汇报;该请示，就请示。
刘禅本人则表现得无事一身轻，悠哉悠哉地享受着高高在上的帝王生活。
难道刘禅真的没有一点别的想法吗?应该有!大权在握，决定一切，时时展现帝王之威，此乃情理之中的事。
不过，刘禅没有那么做，没有与自己的相父“争权”，而是心甘情愿地当个木偶，做个摆设。
因为，诸葛亮是在尽心尽力地为他和他的蜀汉王朝服务，看不出相父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因为，自己确实争不过诸葛亮。
故而，刘禅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一切朝政都由诸葛亮打理，我刘禅就负责祭天祀祖之事。
这么看来，君臣两人各取所需、各负其责，倒也融洽得很。对此，朝野上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当的言论。
二、处死李邈，维护相父。
234年，第五次率军北伐曹魏的诸葛亮，不幸病逝于五丈原。刘禅得到奏报后，悲痛不已。
这时，安汉将军李邈跳出来，对刘禅说：
“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潜在的意思是，诸葛亮在世时，功高盖主，威慑朝廷，我李邈常常替你刘禅感到恐惧。
如今他死了，你刘禅自由了、安全了，边境上也安静下来了。不管怎么说，诸葛亮的死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李邈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一则，他与诸葛亮有过节。马谡失街亭后，李邈因劝告诸葛亮宽恕马谡，而被诸葛亮弃用。
二则，李邈可能发现，刘禅对诸葛亮一直全面操控朝政不满，而且对诸葛亮心存疑忌。
否则，李邈没有必要那么做，也不敢那么做。
不过，李邈的马屁拍在了马蹄上。轻易不动怒的刘禅见了李邈的上疏后，立即将他抓捕入狱，随之处死了。
因为刘禅明白，诸葛亮的声名不容诋毁!相父为蜀汉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他刘禅在相父的护佑下，平安为帝多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再者，诸葛亮的去世，导致朝野震动、军民不安，曹魏、东吴也在伺机而动。一时间，蜀汉王朝处在了危机四伏之中。
这个时候，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如果此时出现了他与相父不谐和的信号，那将是灾难——“君臣不和，必有内变”!
三、时代变换，乾坤独断。
诸葛亮去世后，地方上请求为丞相立庙祭祀。但是，刘禅没有同意，缘由是不符合规矩(“朝议以礼秩不听”)。有人建议“可听立庙于成都”时，刘禅也没有答应。
后来，在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的要求下，刘禅才恩准在靠近诸葛亮墓葬之处的沔阳，为之修建庙宇，供人祭奠、追念。
地方的申请不批准，官方的要求有限进行。这样，刘禅终于威武了一把，实实在在地找了一下乾坤独掌的感觉。
而且，当一切复归常态后，刘禅立即采取行动，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朝政大权进行了分割处理。
他废黜了丞相之职，把相权匀给了蒋琬、费祎、姜维等人，结束了一个人把持朝政的局面。
四、此间乐，不思蜀。
在没有了诸葛亮那样的栋梁、柱石之臣后，面对强大的魏国，蜀汉能存在就不错了。击垮曹魏，实现一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263年，曹魏大将邓艾兵临城下后，刘禅在谯周的极力劝谏下，乖乖地举手投降了。如此一来，减免了蜀中民众的刀兵之灾，他自己也捡了条命。
从天上掉到地上后，曹魏权臣司马昭接待了刘禅，并问他是不是思念故土。
这时的刘禅，笑嘻嘻地、直截了当地来了句：“此间乐，不思蜀。”他说的是那样自然、真切，令司马昭感到意外!
不然，他该怎么说?硬气些，来点豪言壮语?果真那样的话，除了弄得大家都不愉快，甚至有可能葬送掉自己的自由，恐怕没什么了。
那么，刘禅的这一经典语录，是表现了他的“没心没肺”、“韬光养晦”，还是“明哲保身”呢?不言而喻，他是在“明哲保身”!
为此，就刘禅上述的种种行为来看，似乎不能给他戴上一顶“傻子”、“白痴”的帽子!
虽然不能说刘禅多么有智慧，起码，他是有着自己独到的处世哲学的!
主要参考文献：《三国志》、《袁子》、《襄阳记》
